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

    2001年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柏林。

    2008年与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

    2011年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西格玛·加布里尔（左）和政治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在论坛上。

    ■似乎是冥冥注定，深切受到鲁迅影响的汪晖，最终也像鲁迅一样，陷入各种争议乃至谩骂中。汪晖通常一笑了之，但他却给自己封了一个名号，颇具自嘲意味：当代中国遭受攻击最多的人。

    ■德国《时代周报》如此形容：“他殷切期盼，在他的祖国能发展出一脉独立的现代思想，同西方启蒙主义分庭抗礼。”

    ■本报记者 高毅哲

    10月20日，中国学者汪晖出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领取本年度“卢卡·帕西奥利奖”。帕西奥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以他名字命名的奖项主要授予运用跨学科方法做出创造性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与汪晖共同获奖的，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汪晖身上笼罩着种种外界赋予的光环，比如“少有的可以和世界顶级思想家对话的中国学人”、“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传奇人物”、“国内思想界的风向标”。尽管他本人对这些称号只是一笑了之，但毋庸置疑，他已经是一名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家。

    而他也是“当代中国遭受攻击最多的人”。由于身上“新左派”的标签，他经历了种种是非。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以不断突破思想的边界为最大的乐事。

    鲁迅的信徒

    1997年，汪晖终于为自己特立独行的思想付出了代价。

    那一年5月，汪晖在海南省《天涯》杂志上发表名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汪晖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状况进行了总体分析，对新启蒙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问题以及现代化理论等进行了批评。

    文章立刻引发轩然大波。那些年，围绕中国改革应向何种方向深入，学术界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在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一派看来，中国应该更全面快速地推进市场化和私有化，彻底实现西方式的民主——这在当时占据主流地位——而汪晖的文章正是对这些观点的批评。

    各种反驳文章扑面而来，一些文章甚至超越学术争议，进行人身攻击。而最直接的代价是，汪晖被贴上了“新左派”的标签，至今没有甩下来。

    其实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永远甩不下来”——除非汪晖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了解他的人应该知道，这很难发生。还在上学时，汪晖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另类的气质。

    让我们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一切都是新鲜的。国门打开，西方思想如同潮水一般涌入。从长期压抑状态下解脱的人们，新奇地品味着激动人心的根植于自由主义的词汇：市场、资本、个人价值、自由民主。20世纪80年代，成为被反复追忆的时代，它被称为“中国的启蒙时代”。

    然而当同龄人热情拥抱这些思想的时候，刚刚20岁出头的汪晖，却显得有些“反常”。在北京生活的最初几年，尽管学术圈熙熙攘攘，但汪晖“对这个氛围中的一些夸张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感到不适应”，他虽然也参与文化圈的一些讨论，但“心态上与周围的环境一直比较疏离”。

    这与鲁迅有关。1982年，汪晖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在该系继续读硕士；1984年，汪晖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几乎在整个80年代，鲁迅一直是他的研究方向。

    求学期间，汪晖注意到了鲁迅身上体现出的悖论。他提出，为什么鲁迅在寻求变革、倡导科学、主张人道主义、支持共和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深表怀疑，对工业革命的后果进行严厉的批判，对集体性持否定态度，对国家、社会、普遍主义伦理和利他主义原则给予坚决否定？

    带着这些疑问，通过大量阅读鲁迅的资料，汪晖逐渐走进鲁迅的内心世界。他将鲁迅定义为“一个对启蒙抱有深刻怀疑的启蒙者，对革命抱有深刻疑虑的革命者”，因为鲁迅“在没有确凿之前，永远存在‘疑’”。汪晖认为，鲁迅这种心态的背后，是他对平等价值的彻底贯彻，他“憎恶一切将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知识、说教和谎言”。

    一个对启蒙抱有深刻怀疑的启蒙者，某种程度上，说的是汪晖自己。与此同时，汪晖的批判意识也逐渐形成。一次长达10个月的山区生活经历，使汪晖受到不小的震动。

    1989年过后，毕业后留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汪晖前往陕西省秦岭深处的商洛地区接受锻炼。在那里，汪晖惊讶地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居然给当地带来了农村社会组织的消解。

    一所学校已经被泥石流掩埋了3年，当地却始终无法组织起劳力建立新学校。那里的乡村社会已处于严重失序的状态，犯罪率极高。“以往的人民公社通过土地组织农民，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拥有了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不再依附于农村社会组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性大大降低了。”汪晖说。

    他在北京参与的讨论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被阐述为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一制度却在商洛带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后果，而且这些问题在北京知识分子的讨论中，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当地农民生活与北京生活的鲜明对比，令汪晖开始进行自我批判性质的反思：自己在北京参与的改革讨论，与具体实践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独立、批判、不盲从，如果没有形成并确立这些品质，汪晖很难成为如今的汪晖。而人们也能轻易从他身上发现鲁迅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不能理解汪晖眼中的鲁迅，就无法理解人们眼中的汪晖。鲁迅不仅仅是他进入学界的那扇门，更是汪晖成为今日之汪晖的桥梁。

    成了“新左派”

    似乎是冥冥注定，深切受到鲁迅影响的汪晖，最终也像鲁迅一样，陷入各种争议乃至谩骂中。对外界给予的名号，汪晖通常一笑了之，但他自己却给自己封了一个名号，颇具自嘲意味：“当代中国遭受攻击最多的人”。

    还是和《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有关。人们对“现代化”的概念并不陌生，是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激励人们奋斗的目标。这里的“现代化”主要指物质生活的丰富、技术水平的提高等。而在学术界，存在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的内涵比“现代化”更广。除了现代化的内容，价值追求和制度体系建设是它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包括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市场经济等多种内容。

    18世纪以来，西方在现代性发展中取得巨大成就，这确立了西方对现代性这一整体概念的话语权。然而西方的现代性进程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社会暴露出很多弊病，对此西方学者进行了种种批判。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结合国内的具体问题，一些中国学者也在质疑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进程。汪晖即是其中之一。

    汪晖1997年发表的那篇文章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如今被认为是拉开了90年代末知识界大论战的序幕。由于谁都无法说服对方，这场论战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人有确定的答案，但汪晖却有了确定的“收获”：他成了“新左派”的“领军人物”。

    这不是一个好名头。由于“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对社会的巨大破坏，人们对此唯恐避之不及。北京大学一名教授曾评论道：“1995年至1997年，当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分化，‘新左派’是一个十足的‘脏字’，说你是‘新左派’，是将你污名化的有效手段。”

    汪晖被说成是在为集权政治辩护、抵制民主、为“文革”翻案……汪晖“收获”这些评价可以说是自找的，如果理解中国的现实思想派别图景的话——持有“中国应该全面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观点者至今仍占相当大的比例。

    为何要以寡敌众？因为汪晖相信，他是对的。鲁迅的影子再次浮现——不仅是批判，更是“平等价值的彻底贯彻”。“90年代以后新一轮的高速市场化中，产生了极度的社会不平等、大规模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中国的支柱型产业逐渐瓦解，工人阶级曾经获得的尊严感丧失殆尽”。在汪晖看来，自由主义恰恰包含造成这种后果的因素。

    认准了就坚持，这是汪晖的性格。汪晖的处境一度风雨飘摇，大规模的攻击甚至波及到了他的一项社会工作——其时汪晖已经担任在中国知识界有很大影响力的《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由于汪晖卷入论战，《读书》便成了一些人眼中的“新左派大本营”，连续遭到批判——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

    不过，虽说也曾发文参与论战，但更多时候，汪晖选择了沉默。恰恰是在陷入风暴之时，汪晖展现了自己未受鲁迅影响的一面。以致有支持他的人评论：“汪晖研究鲁迅，但脾气比鲁迅好多了，简直是好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