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学校“合理回报”该由谁定价

  当下，社会公众所关注的民办学校的经费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乎定价的概念。

  定价概念，无非有三：政府定价、政府指导定价或市场调节定价。三者中，前二者为一类，统称政府定价与政府指导定价；后者为一类，称做市场调节定价。

  民办学校该如何定价呢？在我看来，参照《价格法》第二条，民办学校兼具商品与服务双重概念。其一，商品。民办学校的产生与运作，无疑得以出资人先期投入的一定有形资产为基本条件，然后在运作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无形资产。这笔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回报一样，可视作投资人的资产增值。其二，服务。学校最终所提供的，还是一种教育服务，和其他服务一样，教育服务也可以是有偿的。公办学校的“无偿服务”乃貌似而已，因为，公民已经通过税收提前支付了，并非零支付。

  参照《价格法》第十八条，以营销教育服务为主业的民办学校，其服务属性的界定起码有二：其一，属于重要的公用事业；其二，属于重要的公益性服务。由此，民办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定价权，应该归属于“政府定价与政府指导定价范畴”。当然，这只是一种应然性或必要性的归类，至于在现实中是否具备实然性或可行性，还得另行斟酌。

  我的推断是，民办学校教育服务的定价，实施政府定价抑或政府指导定价的可行性都不很充分。

  与公办学校不同，民办学校是面向市场的学校。“公办学校是有学校就有学生，民办学校是有学生才有学校。”一语中的。与公办学校动辄可以“耍大牌”不同的是，民办学校必须通过消费者自由自主选择这一道关卡，方可言及生存和发展。可以说，民办学校的价格，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并不由民办学校自己说了算。

  影响定价的因素包括企业的营销目标、成本、顾客、竞争对手和其他外部因素。

  营销目标。这与一所学校自身的预期和条件息息相关，有些学校实施高端定位战略，有些学校则采用低端定位战略；有些学校实施先投入创品牌战略，此间，不妨亏本经营，而有些学校却奉行短平快策略，当年投入当年就有利润。

  成本。同样是衬衫，面料不同，价格各异。民办学校也一样，单看校园大小、绿化状况、师资质量、伙食档次，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学校成本的重大差异。

  顾客。谁拿钱购买产品与服务，谁就是顾客。民办学校的顾客，只能是为自己孩子选择学校的家长。在这个多元时代，孩子父母的社会地位、文化程度、经济状况、支付意愿和能力的不同，决定了他们选择的着眼点的不同。

  竞争对手。在上世纪90年代，只要竖起招牌，便会应者云集。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教育市场已经从被发现运行到了被深度发掘的时期。无论高端、低端的市场空间，都已经被开发殆尽。“居安思危”已经不合时宜，新的口头禅是“居危思危”。

  外部因素。学校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社会正值经济形势的变化，会直接反映到教育市场中来。2008年的金融海啸，“啸”得农民工们带孩子回了家，“啸”得中产阶层钱包缩了水。孩子回家，学生锐减；钱包缩水，学费不继。由此，危机便传递到民办学校里来了。市场的萎缩，使得相当一部分民办学校的生存趋向艰难。

  这5个因素，均属市场因素，都不是政府所能够掌控的。如此，民办学校的定价应该也只能由教育市场来决定。

  那么，民办学校的发展中政府是否可以缺位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已经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纵观《民办教育促进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不难发现，两部法律法规均回避了民办学校的定价问题。也就是说，回避了民办学校“该收多少钱”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两部法律法规的意图在于，让政府坚守法律底线做好“守夜人”，而让市场自身来解决定价问题。

  民办学校的“定价困局”

  制约民办学校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就在于社会公众对民办学校合理回报的“暴利预期”，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掣肘。在一般公众心目中，民办学校一词从来就是和“暴利”紧密相连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大批贵族学校登场亮相的时候就广受诟病。

  提供自己的教育服务，从而维持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同时期待投资能够有所回报。这是每一所民办学校的基本发展愿景。面向市场的民办学校，从一开始，便遭遇着一个定价问题。以广州A校为例从3个方面谈。

  广州A校是一所“国有民办”中小学。所谓“国有”，即指学校的所有权属国有资产。所谓“民办”，即指学校按照市场原则运行，属于受市场定价支配的独立经济体。

  其一，“合理回报”缘何姗姗来迟？

  1993年9月，广州A校成立，招进第一批初一学生。按照当时的规定，每生收取6万元储备金，然后，每年每生缴纳8000元学费。学生在校的一切开支——学习及衣食住行，均在其中。此前，银行利息曾经高达12％，所以，学校收取教育储备金，就是冲着高利息去的。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银行储蓄利息江河日下，学校很快便到了亏本经营的地步。但是，收费方式已定且被社会公众所知，便不能朝令夕改，只有硬着头皮撑下去，否则，学校诚信堪忧。1994级到1995级，这个政策一直延续了下来。虽说后来将学费提到了10000元，但是与预期的利息收入及高涨的物价相比，学校依然是亏本的。

  当然，学校对此并非被动承受。在经济非常困难的状况下，为长远考虑，学校依然给教师以相对优厚的待遇。如此，学校拢聚了一批优秀教师，为“创品牌”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属于学校经营战略层面，到现在，虽说已经足以证明当时的战略是正确的，但是，定价风险却是伴随着整个10年历程的。

  其二，“双轨制”下的定价困局。

  广州A校资产性质属于全资国有，从固定资产核算、各种成本匹配到会计制度，全部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模式来运作。也就是说，一切运作都相当规范，每一笔资金要求专款专用，没有什么变通的空间，充分体现了“国有”的特质。

  另一方面，“民办”这个概念，却要求成本运作遵循市场规律，一切都由市场说了算。譬如要创办一所高质量的品牌学校，得付出比一般民工子弟学校大得多的成本，教师待遇还得超过名牌公办学校才行，否则，便不可能招到最优秀的教师。没有最优秀的教师踊跃加盟，“创品牌”无异一句空话。

  广州A校这十几年，就是在“国有”与“民办”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历史。两个方面的因素，客观上都“提升”了学校的运作成本，考验着学校的“定价智慧”。

  其三，物价动荡下的“定价陷阱”。

  说“物价动荡”其实不够具体，事实上，广州A校建校后的这十几年，物价在总体上是震荡上升的。这也是建校很久都没有“合理回报”的主要原因。即使到了现在，在物价动荡的总格局下，说“定价陷阱”，依然不能算是危言耸听。

  学校按照学年收费，但市场物价却并不“按年度出牌”。每一级学生入学的时候，学校得与家长签订收费合同。合同签了，家长按合同规定交钱，尔后，市场风险便全然归学校承担。尽管，每一届学生相对上一届，收费微升，但还是赶不上物价上升的速度。

  相关建议

  我的建议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该充分认识到民办学校的存在价值和终极意义。无论中外，真正意义上教育的源头，都开端于“民办”，从孔子到亚里士多德，无不如此。纵观人类历史，知识的创造及流传的真正动力，也还是出自民间，世界顶尖大学（如哈佛）与顶尖中学（如伊顿）莫不如是。改革开放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走市场化道路”。这一点，在经济方面已经受益匪浅，在教育方面，刚刚迈开步伐。我想，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也是一条大势所趋的道路。认识到这个宏观趋势，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才能真正为民办学校保驾护航，才能消除各种有意无意的“身份歧视”。如是，对民办学校善莫大焉，对中国教育善莫大焉，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善莫大焉。

  其二，破除形形色色的“身份歧视”，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出台。广州A校多年来没有评上一个高级教师职称，很大的因素是没有名额。教育局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应该公平地为每一个相关纳税人服务。档案和职称问题，直接关乎民办学校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直接影响民办学校教师的稳定，进而影响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

  其三，价格方面，我觉得政府定价抑或政府指导定价是不可行的。政府的职责，就是做好一个“守夜人”，坚守政策底线，保障各个竞争主体的公平地位，而不是做市场的仲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是聪明的，他们会知道自己的钱该怎么花，往哪里花，花在谁身上。

  （作者单位系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