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么多学生对当初的教育选择怀有悔意？“上职中学一技之长，是最初选择的最主要原因。可是，来学校快一年了，我感觉职中既不像初中时能学到比较扎实的文化知识，也不像最初想象的在数控机床或机器跟前真刀真枪地学技能。”学生王钧说，“2013年6至9月，学校安排我们数控班去广东中山市的格兰仕公司实习。3个月时间，最后我领到了6000元工资。但是，大家去工厂实习所做的工作都是站在流水线旁不停地拧压缩机上的螺钉，而且每天工作时间是10小时。同学们都觉得拧螺钉根本没有技术含量，而且与自己所学的数控专业毫无联系。回校后不久，陆续就有些同学卷铺盖走了。”

    王钧所描述的“悔意”在许多中职学生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张林秀研究员说，“目前部分中职学校工学结合层次较低和未能给学生未来发展提供足够的基础能力，是导致学生流失的致命因素。根据REAP进行的大量基线调查显示，40%的顶岗实习学生反映，顶岗实习的内容与中职所学专业无关。这意味着与专业不相干的实习对于学生专业能力提高作用不明显。而且我们对计算机专业学生进行的标准化计算机测试和数学测试结果表明，这些学生的计算机成绩虽有所进步，但是进步幅度远不如非重点高中的同级学生，而他们的数学成绩不仅没有进步，还退步了。”

    学校救赎能否留住他们

    “单纯地将补助金作为调节学生去留的杠杆，还不足以真正吸引学生。现在的家长和学生都很会算经济账，他们最关心的是教育投入效益比。”

    对于一些中职学校自身工学结合与学生技能需求之间的落差以及学生的来去匆匆，不少职业学校心知肚明，也在尝试各种方式希望把学生“招得进、留得住”。但是，真正落实起来并不轻松。

    调查中记者发现，发挥国家补助金的吸引力是目前许多中职学校试图留住学生的一种“地下”尝试。其中，一些学校以延后一学期的方式发放补助金，也有些学校将中职补助卡交由班主任统一代管，所有代管的补助卡均为发卡时的初始密码，每学年的第二学期初由班主任取现，向仍留在学校的学生发放上一学期的补助金。

    由于王钧平时很少旷课、课堂上还能勉强安静地听老师讲课，他因而成了班主任最信任的学生，也成了班主任的得力“管家”：班里的许多事务，常常由他按照班主任的指令去完成。2013年，王钧就曾拿着一大把同学的中职补助卡，代替班主任去银行取过两次补助金。但与第一次不同，2013年10月再次去银行时，王钧明显轻松了不少——因为，原本40人的班，这学期只有11名同学继续留在了学校。

    “单纯地将补助金作为调节学生去留的杠杆，还不足以真正吸引学生。现在的家长和学生都很会算经济账，他们最关心的是教育投入效益比。”史耀疆教授认为，按不同类型学校的功能划分，职业学校就是给学生提供包括能适应产业不断转型升级而赖以生存的技能教育，同时也是为国家产业、经济发展提供合格劳动力的教育。这就涉及到中职学校的师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办学要素是否能真正适应社会需求。

    在陕西东南部，一位县职中校长告诉记者，为了提高办学质量，该校学生在校期间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同时针对学校师资过去多来源于本地普通高中等实际，每年拿出30多万元安排教师前往企业、工厂顶岗受训，培养学校发展所需要的有企业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师。在该校168名专任教师中，有企业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目前有12人。但该校长坦承，由于学校地处贫困山区，本地产业少，对外联系也不多，因此，现有的12名双师型教师，除了两人曾赴德国工厂在与所教专业相对应岗位学习、培训半年外，其他教师均只有工厂工作或顶岗经历。

    “一个孩子从初中到高中或到职校，升学读书的机会成本在不断提高，而高中或大学毕业后近几年的就业形势严峻，大多数农村家庭能直观感受到的只是孩子毕业后一两年的就业和收入状况，他们不可能看到孩子毕业后5年甚至10年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联系，因此，从短期看，其教育投入产出比往往比不上职校中途辍学外出打工的学生，这就导致西部地区初中生、中职学生选择中途放弃学业。”该职中校长无奈地说，“与过去由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教育资源不足以满足所有孩子教育需求不同，现在是孩子自己不愿意读，学校除了加强管理、立足当地实际，尽可能地提高办学质量，几乎没办法把不想读的孩子强制性地留在学校。更何况，只要一个孩子打定主意要离开，学校根本就没办法强留他。”

    调查中记者发现，尽管“就业形势不好导致教育产出比低”被一些中职学校看作学生中途离开的根本原因，但在绝大多数受访学生眼中，从学校学不到想学的技能是离开的最根本因素。

    “中职毕业后去工厂，工作比较辛苦，和初中直接出去打工的同学工作性质没什么差别。而如果我们花了两三年时间读职中，最后还学不到技能，那谁还会在学校虚度光阴呢？”陕西一所职中一年级学生黄欢说，“最让我们不能接受的是，学校虽然有很好的实训车间和机器，但实训课上要求做的一些实训项目，老师常常也是模棱两可，有时候甚至直接跳过不会操作的实训环节”。

    根据REAP对陕西和浙江100所中职学校的基线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5%的老师有企业实际工作的经验。在这25%的老师中，高达40%的老师没有与所教课程相关的经验。学校表示，在对学生考试书面成绩、学生实践考核成绩、学生比赛成绩、学生毕业率、学生就业率等7项常用考核指标中，每学年会向教育部门汇报其中一半指标的学校只有44%，7项指标都汇报的不到10%；调查中，48%的学校承认，考评结果不合格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后果。另有32%的学校说，如果合格也没有任何奖励。更为关键的是，就算学校按时按指标向教育部门汇报，目前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体系收集这些信息。也就是说，由于目前没有统一的评价体系，现在包括学生、家长、当地教育部门在内，没有人能说清哪些中职学校办学质量高，哪些质量有待提高。

    离开潮背后的隐忧

    “大量从中职学校流失出去的学生其实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流失，不论对于学生家庭，还是对于国家未来的经济转型，其负面影响将是长远而致命的。”

    “各种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是，那些地处没有产业背景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职中，即便近几年新建或添置了大量实训场所和设备等硬件条件，但学生自我感觉在技能提高方面不显著，直接导致大量中职学校长期陷入两难境地：学校每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好不容易才把学生招进来，不但留下来难，而且因学生流失还可能导致下一年度的招生难。久而久之，一些中职学校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招生难、留住学生难的恶性循环。”张林秀研究员分析说，“大量从中职学校流失出去的学生，其实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流失，不论对于学生家庭，还是对于国家未来的经济转型，其负面影响将是长远而致命的。”

    “新生代农民工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力军，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若不能使这些未能进入普通高中学习的青少年与中国经济同步升级，未来将可能拖慢甚至延缓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REAP项目负责人、2008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高教授（Scott Rozelle）认为，在中国西部调查的贫困地区中，超过30%的学生离开职中，意味着大量劳动者没能掌握起码的文字、外语、数学和计算机等现代化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必备技能，就直接加入社会劳动大军。而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低素质劳动力群体的扩大，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

    国家统计局2010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30.4%，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26.5%，并没有明显提高。虽然时隔两年，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9.2%，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仅为30.8%。

    “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得不到有效提升，既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可能导致未来的大量失业，同时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罗斯高教授分析认为，在当前中国用工短缺的形势下，仅有初中或初中以下学历的年轻人和老一代农民工一样，还能勉强在城市从事低端产业，找到一份低薪而辛苦的工作。但随着中国产业的转移和升级，不具有基本知识技能的初中肄业生，终将被劳动力市场淘汰。未来，这一问题将更加凸显。

    在墨西哥，20世纪末曾一度凭借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但当地只有40%的农村人口接受过高中教育，大量劳动者都是在初中阶段就已辍学的青少年。当墨西哥代工厂逐步向中国转移后，等待这些低素质劳动者的就是持续多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而这些失业劳动者，最终除了非法移民美国，加入黑帮成了其主流选择。

    “教育事业着眼的不只是当下的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一个国家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才供给。因此，现在着手解决职业学校所出现的问题还为时不晚。”罗斯高说，“当前，有两种途径可望解决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是尽快建立一套适合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的统一的评价体系，并切实以国家行动的方式推进建立企业、学校和政府共同举办职业教育的机制、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中职教育认可度不高、培养层次偏低、学生技能提高不显著等现状，使每一个从职业学校出去的孩子都有一技之长。二是认真和审慎地重新评估中职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并根据未来经济、产业发展的客观发展趋势和国际成功经验，逐步将职业教育调整至普通高中后，使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力在未来的全球产业转型升级和岗位人才的全球竞争中具有更强的适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