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之前采集各个学校运动会数据时，各学校通过信息上报系统报送数据，以班级和年级为单位报上来的学生参与数据都很漂亮，但是细查才发现，这些没有学生个人数据的百分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分。”张中涛说，“这种变味的‘大数据’之于最小数据集，就像GDP总量之于人均。总量很漂亮，但是充满了泡沫。只有人均数值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状态。”

    在最小数据集的视野里，运动会的数据以每个学生为单位，他参报的项目获得的名次和成绩都被收集起来，一方面用作整体统计，一方面直接记入学生电子成长档案，作为学生评价的依据。张中涛说：“以学生为单位的数据采集增加了造假的成本，也很好地保证了数据的信度。”

    大数据积累起来，如何反哺教育管理改革？王浩介绍，通过数据的专业解析和深层挖掘，找到教育当中一些潜在的问题。或者说，已经发现的一些教育问题，通过数据的佐证，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这是数据改进和应用的问题。比如目前闵行区已经开发试用教育资金管理软件，每一笔资金、预算花下来，都可以形成一个数据，比如学生在科技教育方面花了多少钱？成效如何？和学生科技普及教育的整体水平到底是怎样的关系？等一年下来所有的资金结算以后，从实时产生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资金是不是管好了，钱有没有花在该花的地方。

    “唐吉诃德”的三座风车

    “闵行教育信息化推进办公室”这支“秘密部队”时常自比“唐吉诃德”，他们要面对的风车是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强大的惯性。

    发展和勃兴于工业化时代的传统教育和学校模式，映射了工业化集中物流的经济批量模式：铃声、班级、标准化的课堂、统一的教材、按照时间编排的流水线场景。

    “对于传统教育来说，教育信息化不啻于一场革命。”张中涛说：“传统的标准化的教育，是将智力水平、性格、秉性各异的学生放在一个模子里，削足适履地生产标准化人才。这样语境下的教学管理对个体的关注往往是缺位的。基于大数据的教育管理应该是关注和尊重差异性的。”

    虽然谈起教育问题头头是道，但是要论“出身”，一直跟理工科打交道的张中涛丝毫没有教育基因，他之前的两份工作分别是在核工业和IT企业。现在他却要感谢这种疏离，让他拥有了“跳出教育看教育”的视野，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去打量教育。

    和他的“出身”一样，“闵行教育信息化推进办公室”的出身也不平凡。王浩说：“很多地方教育信息化部门都属于技术部门，铺设硬件、处理数据。在闵行，教育信息中心更像是撬动教育管理和评价改革的一支‘秘密部队’，不仅关注‘器’，更要进行‘道’的思考。”

    这支“秘密部队”时常自比“唐吉诃德”，他们要面对的风车是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强大的惯性。

    第一座风车是数据管理缺乏顶层统筹。碎片化的数据管理模式，让作为数据收集部门的各个科室成了“数据孤岛”。

    当时混乱的数据管理模式，仅从学校名称和代码就可窥见一斑，张中涛说：“光是学校名称和学校代码，就有4套，有市教委和教育部规定的学校编码，还有上级部门下发的学校编码，就像一个人有4张身份证一样。”这样无形中增加了管理成本。教育信息中心成立之初，就把矛头指向了混乱的“番号”。

    “为此，我们对8个科室的管理数据进行统筹和整合，他们都怨声载道，觉得我们吃饱了没事干找茬。‘统一番号’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其折射出的却是，不同的业务系统之间，数据管理的方法、流程、定义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就和随后的改革一样，这是一场与惯性的战斗，我们就是要挑整个管理流程的刺。”

    每一个业务系统一套标准，缺乏统一的“度量衡”，这样直接导致在处理近十个业务系统数以亿计的庞大数据元时，顶层规划失灵。

    比如学生的健康档案、成绩档案相对独立、互不相连，发挥作用非常小。随之而来要面对的，却是体量膨胀的教育管理需要，闵行区每年平均增加10所学校，全区40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每个学校发展到了什么状态？传统只重学业的教育管理方式显然存在“翘脚”现象，其他方面的数据也是星星点点。“政出多头”的问题让学生信息管理难以进行。

    要将每一个业务系统身上的“刻度”拨转，就需要一个独立的部门进行数据资源的规划。这是闵行教育中心在成立之初，业务职能独立于其他部门的原因。

    将视野拉向国外。早在199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的Kenneth C. Green教授就提出了“Campus Computing”(校园信息化)这一概念。和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落后了至少10年，缺少被大众所认可的应用模式，大多存在信息孤岛、各教学管理应用系统之间信息不能共享、数据难以保证一致等问题。

    如果说，碎片化问题的处理牵涉到行政统筹问题，那么教育数据的隐含性、不连贯性和模糊性等先天性特征，则暴露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教育大数据能否全面地反映教育的方方面面？这是第二座风车。

    王浩局长表示，学生学科成绩的数据采集相对简单，但是数据积累过程还有两大难点，一是学生心理方面、情感方面很难用客观数据记录，比如学生的爱国、明理、诚信品质方面。二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实时记录比较难，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实际上直接关系到他的成绩，但是学生课堂表现怎样记录？

    目前闵行区通过研发技术手段，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在教室装上课堂实录的探头，它对学生课堂反应进行跟踪，可看到每一堂课学生的投入度、关注度、积极性、与老师的互动等。

    王浩说：“实际上这是非常专业、细腻的分析。通过一堂课不一定能够把学生的数据非常科学、完整地呈现出来，但如果通过10堂课、20堂课，从这个孩子表现情况的积累，可能可以看出他在课堂上的状态，可以积累相对比较客观的数据。”

    上海的绿色评价体系将落脚点放在学生全面发展上，全面发展的描述是通过课程和活动的参与度和完成度来反映的。但目前活动和课程的随意性让真实反映学生水平的数据采集变得难以为继。这是第三座风车。

    张中涛所率领的团队曾对闵行区的中小学校本课程做过一次摸排，他们发现，竟有12000门之多，这些课程从1课时到800课时不等，这给数据统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说：“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课程体系的混乱。在上海，拓展性课程和探究性课程的实施原则是校本化，把权力下放到学校固然能提高学校的积极性，但是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学校没有能力开发课程。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参观课程。”

    对抗这个风车，需要靠教育行政部门的介入，用行政力量去规范课程。张中涛说：“教育改革和教育信息化就像履带上的两个滑轮，如果教育本身不改革，信息化便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