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他在中华文化的诸多研究领域，如火历、三分说、出土简帛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文革”时被下放到曲阜，地上无书可念，庞朴就念天书，在操场上把漫天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他的看星星，直接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庞朴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同时又是三分的。他深深相信，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三”。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圆融”。

    ■通讯员 法帅

    “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

    一踏进环东佳苑庞朴家的大门，便会在客厅墙的正中看到这样一幅字，这是庞朴自己手写的唐人高骈诗，借以抒发自己平生治学的心志。

    庞朴，当今中国著名文化史家、哲学史家、儒学研究学者，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他在中华文化的诸多研究领域，如火历、三分说、出土简帛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而维系这一文明于不坠的灵魂，则是中华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风起云涌。中华文化能否维系中华文明继续向前发展，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争论的焦点。

    作为一名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庞朴仍然坚信，中华文化时至今日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并为此，走在探索中华文化的学术之路上，不曾止歇。

    “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天书”

    熟知庞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能够为了真理而无所畏惧的人。“一朝立志，便下定决心，不畏艰险……数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从不懈怠。”老朋友、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丁伟志这样评价他。

    1949年，年仅20出头的庞朴，就做了一件置生死于度外的事情：从蒋管区投奔到解放区。到了解放区，庞朴就留在了华东大学。后来，华东大学与青岛的山东大学合校，从此庞朴成为了山东大学的一员。对于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庞朴说道：“从蒋管区到解放区，虽然只是换了个地方，但却像换了一种空气，换了一个时代。”

    庞朴是以研究中国文化而名家的，殊不知，他今天治学的成就最初都是在私塾中打下的基础。庞朴在小时候，按理说已没有机会读经典，但在他11岁的时候，日本占领了他的家乡，办了一些“新民小学”，实行奴化教育。庞朴及其家人坚决不去这种奴化学校，遂转入一个私塾中继续学习。“这或许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吧。”庞朴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五经只读了《诗经》），等等，就是在那时背得滚瓜烂熟的，由此启发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感性。

    庞朴真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从1952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哲学开始的。两年后，庞朴毕业回到山东大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庞朴发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有许多中国哲学的东西，而且分量比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要多很多，所以，庞朴认为，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应该了解中国哲学思想，遂决定转到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但后来这却成为庞朴被批判的重要原因。在“文革”中，北京有所谓“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而庞朴就属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三家村”。1971年，庞朴被下放到了曲阜。“一时间，知识比狗屎还臭。”庞朴说。他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不看书，这时庞朴干什么呢？“到曲阜后，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那就是天上的星星特别多，济南没那么多。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这个天书；地上有阶级斗争，天上没有阶级斗争。”于是，夏天的晚上，庞朴就搬把椅子，在操场上看星空。花了两年的时间，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庞朴的看星星，却直接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到了“文革”后期，庞朴可以读书了。有一天，庞朴在读《左传·昭公十七年》时，注意到这么一件事：负责天文的官员预测，六月初一将要发生日食。于是，他向国君报告说，六月初一有日食，要准备救日。就是举行一种拯救太阳的仪式。他还补充说，六月初一是个特殊的日子，仪式要特别隆重。当时的宰相提出异议，认为没必要那么隆重，只有正月初一的日食才需慎重对待。那位官员说，这个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

    为什么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以前从没有人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经过思考，庞朴发现，这是有两套历法的缘故，就像今天一个日子有阳历和阴历两种说法一样。于是，庞朴顺着这个线索开始梳理，结果发现在中国上古曾有一个火历的问题。就是说，在以太阳和太阴为授时星象以前，古代中国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大火星（心宿二）为生产和生活的纪时根据。

    大火昏起东方之时，被认作一年之始；待到大火西流，则预示冬天来临。庞朴称这种疏阔的但却固着于生产与生活的纪时法为“火历”。庞朴发现，火历不仅在文献中留有大量痕迹，在民俗中也保存着浓厚的风习，比如华人为何尚龙，龙为何戏珠，寒食、灶神，等等；天文学史上不少费解的难题，如二十八宿的顺序何以逆反，太岁纪年法的旋转方向为何与日月五星相左，等等，也都只能以火历来解释。

    庞朴的发现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兴趣。天文史学界权威席泽宗就曾公开高度评价过庞朴的这一发现，并认为庞朴的这种做法，才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正确方法。因为在他看来，现在许多研究中国天文史的学者用的都是西方的科学体系，这样中国很多天文史料都通通被削掉了，如此一来，中国天文史的研究就没法发展了。

    推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出现，与庞朴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和推动有莫大关系。1981年，庞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担任《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庞朴发现中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原因自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谁也不会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之一，竟是大革了文化的命。”因此，庞朴开始在学界呼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当然，“文化热”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背景，即跟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有关。现代化的对立面是传统，所以在谈现代化的同时，很自然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西方曾认为：要现代化就不要传统，要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现在国家提出现代化了，那传统怎么办？这是当年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序幕。

    文化是什么？庞朴为此曾去拜访钱钟书先生。钱钟书说，你不问我的时候，我知道文化是什么，你一问我，我倒糊涂了。事实上真是这样，当时谁也搞不清楚文化的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怎样发展的？怎样衰败的？文化跟政治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没有人能形成非常肯定的表述。1949年到1979年，30年里中国只出版过一本关于文化的书。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庞朴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发表演说、撰写文章，阐述其对文化的各种思想认识，从而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庞朴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可归纳为“一二三”：一就是一个定义，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认为文化有两个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三就是文化有三个层面，即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庞朴对于文化的定义、两个属性和三层结构的阐述，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成为探讨中华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导。

    庞朴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并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最后就会蒸发掉。满族就是一个例子。满族统治了全国，最后满族自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它的文化和它的民族分离了，满族文化失去了民族性，最后这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了。

    然而，“文化热”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却形成了一股反传统的潮流，自由主义文化观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具体体现就是纪录片《河殇》。《河殇》中说中国是黄河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提出要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代替黄河文明。后来，王元化提出“新启蒙”，认为五四时期的科学和民主问题没有解决好，过去的传统是一直处在蒙昧时代，现在要继续解决启蒙问题。因此，《河殇》和新启蒙，都是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看法。然而，他们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倾向，很快便被历史否定了。

    对中华文化密码“一分为三”的探究

    庞朴是中华文化研究的大家，不仅仅指其知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刻，更是指他富有创新精神，往往能够独辟蹊径获得新解。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曾对其评价道：“他是一个很杰出、很有创见的学者。”丁伟志也说道：“庞朴兄治学之所以获得成功，与勤奋并立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原由……那就是他始终坚持着创新精神。”

    而在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中华文化密码“一分为三”的探究。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庞朴开始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等等，最后当然都要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