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工作室 供图

    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为中国未来而读——2014阅读论坛”日前在青海西宁举行。此次论坛以拓展阅读领域、分享阅读收获为主题，通过专家报告、阅读示范课、论坛交流等环节为西部的中学教师提供了丰盛的精神大餐。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的《科学的人文起源》、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杨振宇的《艺术的力量》两场专家报告，尤其令老师们耳目一新。

    换个角度看阅读，这件事情变得十分奇妙。原来，为了考试的阅读和单纯的文学阅读都不是阅读的全部。本文从专家报告入手，结合语文教学及近年来高考作文命题的变化，探讨科学阅读、艺术阅读的价值所在。

    ■特约撰稿 李节

    除了知识还有思想方法

    在语文课本里，有不少与科技知识有关的课文。这类文章多作为说明文被编在同一单元，比如《奇妙的克隆》、《生物入侵者》，前者介绍克隆技术及其可以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后者说的是人为干预物种迁移，导致物种多样性被破坏，最终造成经济损失。

    课文里讲的科技知识，学生一读就懂，无须教师再讲。作为说明文，教师大多把教学重点放在说明方法、说明顺序等语文训练方面。学生读的是科技知识，教师教的是读写说明文的方法。教和学，基本上相安无事。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这些文章所普及的科技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科学”一词的本意，你会作何感想？

    在“2014阅读论坛”上，作为科学领域的专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向前来听讲的语文教师普及了起源于古希腊的“科学”是怎么回事。科学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人文视角下，“科学”一词与技术无关，更与“造福人类”的实用主义背道而驰。吴国盛认为，当下中国人对“科学”一词存在三个误解：第一是把科学误认为“科技”，而“科技”又很容易让人理解成“技术”；第二是认为科学一定要有用；第三个误解源于science一词的翻译，来自日本的“科学”过分强调分科，而科学本身的意思并不包含分科。

    本文开篇列举的几篇课文正被吴国盛言中。这几篇课文无一不隐含着对科技造福人类的功利主义价值判断，是科技的而非科学的。对于那些习惯了应试指导的教师来说，吴国盛讲的内容可能稍微有点“绕”，但是对于爱思考的教师而言，这些内容颇具启发性。

    吴国盛的报告从中国农耕文化讲到儒家的仁爱和礼教，从古希腊的契约文化讲到希腊人的自由思想，从中国重技术、重实用讲到希腊重自由、爱真理，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起源于古希腊的“科学”一词，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永恒不变的真理。他说：“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证明、推理、论证、演绎思想是古希腊科学思想的精髓。”

    从吴国盛说的“证明、推理、论证、演绎”的科学思想，我想到了逻辑学与语文教学的渊源。

    逻辑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起，各类作文教学法书籍必然介绍逻辑知识和逻辑推理方法。比如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夏丏尊、刘熏宇的《文章作法》，叶圣陶、夏丏尊的《国文百八课》等等。前辈们把命题（或称论题、判断）、结论（或称论断）、三段论推理、演绎、归纳、辩证等逻辑学的基础知识和方法，详加介绍，运用于议论文写作教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议论文教学法理论。这些探索，虽距今将近百年，却依然是前沿的。

    2013年，语文高考试题广东卷的一则阅读材料选自哲学家贺麟的《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一文。温儒敏认为这是一则好材料，因为它体现出高考重视逻辑思维考查的导向，尽管题目本身还有待完善。其实，这是一篇值得所有语文教师好好读一读的文章，不仅因为“要知道读书的方法，不可不知道思想的方法”，还因为贺麟介绍的三种思想方法，第一种就是逻辑的方法。贺麟说：“中国人平日已养成只重一物的实用、目的、效果，而不去研究一物之本性的思想习惯。这种思想上的成见或习惯如不打破，将永远不会产生科学知识。”而“逻辑方法的目的在能给我们有普遍性、有必然性、有自发性的知识。换言之，逻辑方法要给我们坚实可靠、颠扑不灭、内发而非外铄的知识。必定要这种知识才够得上称为科学知识”。 

    近年来，如何通过语文课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成为教学界讨论的热点。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一直提倡高考作文命题要体现逻辑理性导向。他十分赞赏高考作文曾以韩非子的《智子疑邻》为材料，因为，面对这则材料，学生很难抒情。2014年上海作文题目给出的材料只有40个字：“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不少教师认为，这是一个要求考生能辩证地分析问题、写出具有思辨特点的文章来的题目。

    与提倡逻辑思维考查形成反差的是，在现行语文教材里已经找不到介绍逻辑知识的踪影。这时，重温民国时期的大师们在作文教学中引入逻辑学知识的做法，以及他们把逻辑方法运用于作文教学的探索，深感前辈们的经验值得继承。如贺麟所言，读书的方法就是思想的方法，语文以读写能力培养为己任，在阅读中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更重要的思想方法。以思想方法立意的语文教学当是更高境界的语文教学。

    文字之书、图像之书与想象力

    多年以前，我在书店遇到中国古建筑专家陈从周的《说园》一书。书本身不厚，薄薄的一册。促使我买下这本书的理由有很多。比如对作者的信赖、对造园艺术的好奇，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书里配了不少插图。买回家细看，才生出疑问，由于所有的插图都没有说明，我无从知晓图中亭台楼阁出自哪里，更由于没有去过这些园林，对文中讲到的亭台楼榭与所配的图片是否相符，也是一头雾水。一本书做成这样，应当算是编辑的败笔。

    陈从周先生的文笔清丽，叶圣陶评论此书“熔哲、文、美术于一炉，臻此高境，钦悦无量”。《说园》既是造园的理论著作，又堪称文学作品，无疑可以起到提高语文素养和艺术审美情趣的双重作用。在“2014阅读论坛”上，当我听到中国美术学院杨振宇教授的报告时，很自然地想起了这次阅读经历，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把文字之书与图像之书结合起来思考。

    杨振宇力图寻找文字阅读与艺术阅读的共通性，他对文字之书与图像之书的阅读方式作了一番考察。他说：“其实，我们生活在三个世界里，第一个是物质世界，第二个是精神世界，第三个世界，就是心灵的创造物。心灵的创造物里面有两样东西是最关键的——文字和图像。伴随着文字和图像会有新的东西建立起来，这是很神秘的事情。”

    的确，文字和图像源自艺术家的心灵。面对同一处山水，不同的艺术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作品，而面对同一件作品，由于欣赏者趣味和水平的差异，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解读和欣赏是富有创造性的。对文字之书和图像之书的阅读，都依赖读者的想象力，这是二者的共通之处。

    杨振宇力推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一书（这本书是有关艺术的书籍中最著名、最流行的著作之一），因为书中配有大量图像资料，使得图像阅读与文字阅读的结合成为可能。杨振宇介绍说：“国外艺术史的普及和成熟程度很高，有大量普及型的艺术类书籍值得关注。比如《加德纳世界艺术史》、《詹森艺术史》、《牛津西方艺术史》、《剑桥艺术史》等等，还有很多没有翻译成中文的。如果要我推荐中国艺术方面普及性的书，像国外的这些书这么流行、好读的，真的很难。”

    杨振宇认为，国内的艺术史书，包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图像仅仅作为文字的附属，而没有把图像独立的内涵揭示出来。他建议要读书法作品的《兰亭集序》。我想他的意思是，把艺术与文学统一在一起的阅读，将为读者打开更广阔的欣赏和想象空间。

    其实，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很容易遇见插图，甚至《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直接将他所讲述的故事画出来给读者看。相信每一位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记得书中的画，那条吞了一头大象的蛇，在成人眼里则是一顶帽子。在这个例子中，对文字的想象和对图画的想象出现了奇妙的不同。文字不会引发的歧义，在图画里却出现了。每个人的想象里都烙上了自身经验的烙印。 

    在一本图文并茂的书中，通过细心绘制的插图，我们的确可以更加精细地体会到文字中所描述的景象，让我们在文字之外，又多了一维想象的空间。比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865年版的插图，画中的爱丽丝、看怀表的兔子以及柴郡猫的形象，已经与这本书一起成为经典。

    对图像的欣赏与对文字的欣赏一样，都需要后天的修习和训练，因为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蔡元培就把语文和美术共同归为美育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语文教育与艺术教育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包含审美的教育。

    为了磨砺思想，也为了感染心灵

    论坛结束后，我向吴国盛教授请教科技说明文的阅读问题，没想到他却主动提起了议论文写作的话题，他说，在科学与文学之间有广阔的天地，用说明文的方式来介绍科学知识只是其中极小的一块。说明文的学习有助于训练学生叙事清楚、条理分明，把话简明扼要地讲清楚，但说明文只是最基本的，中学生最应该学习的是科学论说文，即提出一个论点，给出一个论证。这是中国学生最缺乏的。许多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不会写论文，就是因为在中学没有学过如何写论说文。学会“论证”，这是现代学术的关键功夫。我国传统学术讲究合“情”合“理”、声情并茂、文质彬彬等，对单纯的“理性论证”不是很熟悉，中学语文如果不教，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学习。因此，建议语文课本中增加论说文，教会学生如何说理、论证、证明、演绎，这些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无论文理都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