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杨老师

    ■李镇西

    杨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她教我们时才20来岁。

    有一篇课文叫《小猫钓鱼》，说的是小猫钓鱼时总想去捉蝴蝶所以老钓不上鱼。课文讲完后，杨老师把课文编成童话剧，我有幸被指定为“演员”，有一次杨老师给我戴道具帽时说：“哎呀，李镇西的头这么大，都戴不稳了！”

    那时，我的父亲已经重病缠身，常常要在妈妈的陪伴下去省城看医生。每当这时，我便被寄养在杨老师的单身宿舍。宿舍很狭窄，除了放一张桌子、一个书柜、一张单人床，几乎没有其他空间了。我住在杨老师家里短则几天，长则一两个月。杨老师照顾我一日三餐，还要给我洗澡洗衣服。晚上，我和杨老师面对面共用一张桌子，她备课或批改作业，我做作业。做完作业后，便翻看杨老师的书柜里我能够读得懂的书，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环画就是在杨老师家里看的。每天晚上，我都是和杨老师睡在一起，她那母亲般的气息至今还温暖着我的心。

    后来，父亲还是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我刚满九岁。那天我去学校时手臂上戴着黑纱，杨老师看到后，走到我的面前，站了很久，一直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最后轻轻叹息一声，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和脸——写到这里，我的鼻子已经发酸，不知是为父亲，还是为杨老师。

    不久听说杨老师要调走了，全班都很舍不得，不少同学都哭了。我和几个同学来到杨老师的宿舍，天真地问：“杨老师，你真的要走吗？”杨老师一一抚摸我们的头，然后点了点头。我又问：“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以后来看你。”杨老师笑了：“我要去的地方很远很远，说了你们也不知道。”可是，我们都缠着杨老师，非要她说不可。于是，杨老师认真地说：“宝鸡。”我当时真不知道这个“宝鸡”在什么地方，但是，从此以后，我便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宝鸡”，因为那里有我的杨老师。

    十几年后的1984年，我乘火车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经过宝成线。火车奔驰了十几个小时后，我听列车员在广播里通知：“宝鸡站快要到了！”我的心被揪了一下，情不自禁往窗外望去，看着那陌生而亲切的城市，心想，原来当年杨老师调到这里了！她现在还在这儿吗？身体还好吗？

    几年来，我在给老师们做报告时，讲到“师爱”总要讲到杨老师。有一次一位老师对我说：“我就是宝鸡人，你能不能再给我提供些情况，我想办法给你找。”

    我摇了摇头：“没有。在一个七八岁孩子的心中，只有这些琐碎的记忆。不过，我知道她叫杨显英，如果健在，现在应该是70岁左右。”   (作者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

一生幸遇此师足矣

    ■朱仲元

    每当听到大家祝福教师节快乐时，我心头都不禁一酸，想起我的恩师朝伦巴根教授，想起他在内蒙古广袤的荒漠草原上为牧民们找水源时的身影，想起他坐在加起来有几米高的参考文献中为学生编写教材的身影，想起他一字一句纠正我普通话发音的身影……这一生遇到老师，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的老师朝伦巴根是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内蒙古著名水文资源科学家。对于逐水草而生的牧民们来说，水源是他们生存的最基本保障。朝伦巴根老师在上世纪70年代初掌握了一门物探找水的技术，很快就把它用于当时的地下水开发利用实践中，在内蒙古干旱半干旱牧区和沙地多处找到地下水富集带。

    1982年7月，我从内蒙古农牧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暑期，朝伦巴根老师带着我们3名新分配来的年轻教师到阿拉善草原调查、收集资料。当时买不到火车坐票，我们每人拿一个马扎就坐在车厢过道里，先到银川，再转乘汽车到阿拉善。在考察、收集资料的10多天里，朝伦巴根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深深感染了我们。

    记得在宁夏水文地质局调查时，为了多收集一些资料，我们彻夜未眠，查找、誊抄，20多个小时下来，4个人的手上都起了血泡。为了查清腰坝滩几个水塘的水源，他带领我们徒步40多公里前往贺兰山西麓的几条河流查找泉水源头，测量泉水流量。工作之余，他给我们讲他求学的经历，讲他的理想抱负，讲他遇到的有趣的故事。那段时间虽然艰苦、工作很累，但是很快乐。他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一直影响着我。

    后来，巴老师带着我们在阿拉善荒漠草原中部的察哈尔滩，通过物探找水的方法划定了地下水的富集带和分布范围，并对地下水资源进行了评价，按水资源承载能力建设了2.1万亩饲料基地，年均生产饲料420万公斤、饲草1500万公斤。基地的建成使周边7个苏木的牧民人均收入大增，由上世纪80年代初不足50元，不到10年时间增加到了3000多元。

    在锡林郭勒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崩崩山地区，水资源十分缺乏，人畜饮水都很困难。1999年，当地的领导找到朝伦巴根，请他帮忙找水。当时已经是内蒙古农牧学院院长的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大约一周之后，他带着我和另外一位老师利用五一假期，背着仪器连夜赶往崩崩山，当天就开始工作，仅用两天就确定了3个可能有水的井位，并详细绘出了井的结构图，编写了详细的成井工艺流程。

    临行前，他说当地的牧民很贫困，我们不能给他们增加负担，那次勘探没用牧民和当地政府花1分钱。过了两个月传来喜讯，三眼井全都出水，最大出水量达每小时40立方米。一年后，当我们回访来到那里时，牧民们都骑马赶来迎接我们，一位老牧民拉住朝伦巴根老师的手久久不放，虽然他们之间说的蒙语我听不懂，但是从那紧握的双手、老牧民满含泪水的眼里，我看到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朝伦巴根老师心地善良，对人真诚热心，周围的同事、学生有了困难他都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记得1983年春天，我们在阿拉善调研时遇到一位蒙古族老奶奶，她衣衫褴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们询问得知她的丈夫多年前就去世了，儿子两年前也因车祸死了，她和一个残疾的女儿生活没了依靠，自己又有风湿关节病，朝伦巴根老师当即拿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了这位可怜的老人，那时他的月工资只有64元。他不知有多少次自己掏腰包资助困难大学生，他还提议学院领导并做表率，每年从工资中拿出1000元作为基金资助在校贫困大学生。

    朝伦巴根老师兢兢业业为教育事业奉献奋斗了一生，他是用灵魂教化别人的授业良师，用品德感染别人的做人楷模，用真情温暖别人的生活益友。人生中能遇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师长与同事是我最大的荣幸！

    唯师者，让我终生难忘！

    （作者系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人淡如菊，温情似火

    ■陈文忠

    今年3月31日下午，我去诗学研究中心查资料，正要上台阶，只见一位老先生头戴蓝色绒帽，缓步往上走。我心中有事，没有回头就从先生身旁走过去了。过了一会，我正在走廊开信箱，“文忠，文忠”，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抬头一看，是余恕诚老师。啊，刚才那位老先生正是余老师。

    一个寒假不见，余老师怎么变得这样虚弱？我说：“余老师，我送送您。”余老师脚步不停，回过头摆摆手：“不要管我，不要管我，你忙你的。”余老师从来不愿麻烦别人，平时送书或还书到我家，总是站在门口，讲一两句就下楼。我是多么希望同老师多谈几句。我站在台阶上，默默看着余老师远去。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余老师，或许也是余老师最后一次来看看他一手创建的安徽师范大学诗学研究中心。8月23日噩耗传来，我是多么后悔当时没有送送余老师！

    我与余老师同在文学院整整40年。最初3年是学生，后来37年有幸成为同事。自我留校后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余老师无不以真诚的关爱之心，默默地帮助我、悄悄地鼓励我、润物无声启迪我，成为我生命的动力、精神的依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学校进了一部“文津阁”《四库全书》，专辟一间“四库阅览室”。当时，余老师和刘学锴先生合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刚出版，正着手“李商隐资料汇编”的工作。四库阅览室人不多，我每次去，余老师总是在那个固定的座位上伏案看书。后来，余老师与刘老师合著的著作一部部出版，余老师独著的著作一部部出版，并持续得到学界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评价。我深知这是余老师以宗教般的精神做学问的心血结晶。从此，余老师的生命便开始进入我的生命，并对我的精神生命的塑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最近15年，我经常有机会向余老师请教学问，有时候和余老师同路回家。余老师说话不多，但他对我说的不多的话，无不让我回味再三。

    有一次，我们一同回家，走到楼下快分手时，余老师突然说：“嘿嘿，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余老师同我谈话时，常常会习惯性地“嘿嘿”一笑。我知道，这绝不是余老师“不食人间烟火”的越世高谈，这是儒家“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的高贵精神的自然流露，也是对“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痛下针砭！毕竟，教师是“学人”，不是“商人”。

    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谈到学者的晚年和学术成就。余老师说：“嘿嘿，生命需要长度，不过也要有厚度。”余老师的一生，正是追求生命厚度的一生。余老师最新一部著作《诗家三李论集》今年二月刚出版，墨香犹存；余老师最新一篇文章是为刘学锴先生近300万字的《唐诗选注评鉴》撰写的评论，发表在学报今年第二期上，学报刚到手，他就去医院了。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是这位著名唐诗学者、著名李商隐专家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