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翟帆

    又是一年“两会”时。对于教育部职成司农村教育处刘杰处长来说，去年“两会”带给他的激动和振奋，似乎还未远去。去年“两会”上，根据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修改，“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作为6处重要修改内容之一，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最终发布稿中。而今年，在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8个字赫然在列。来自国务院的这份重视，更增添了他对所从事事业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一年来，以农业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为抓手，各地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不过其中的困难也有不少。

    农业收益低，七成农民不愿下一代务农

    谁来当农民？这问题搁在过去，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在农村，虽然很多孩子的志愿是跳出农门，但三代务农的家庭大把存在。可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早已成为趋势。

    为了解务农农民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以及教育培训现状和需求，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率领团队对北京、上海、山东、安徽、福建、河南、河北、四川、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等地的农民进行了入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116份。

    对问卷的初步分析显示，这些务农者的平均年龄为44.67岁，年龄分布集中在40—60岁之间，以中老年人为主（见图一）。“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朱启臻教授认为，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我国农业劳动力供求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突出问题，农业劳动力数量正在逐年减少、兼业农民日益增多、农业劳动力年龄偏大。

    “农业比较效益低、从事农业收入低是农民离开土地最直接的原因，也是难以吸引年轻人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首要因素。”据朱启臻调查，农民家庭近三年家庭总收入在5万元—10万元范围内的最多，大部分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

    在农民对下一代从事农业的意愿调查中，约72%的人不愿意让自己的下一代从事农业经营(见图二)。不过，也有超过70%的农民认为，如果个人年收入能在2万元—10万元之间，年轻人就会愿意回来从事农业生产。

    “把农民的农业收入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是农业对从业者产生吸引力的前提条件。‘高于外出打工收入’是年轻人留在乡村务农的基本经济收入要求。”朱启臻表示。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带领农民走上职业化道路

    如何提高农民农业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给出了三个“药方”：一是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力度，提高农民的产业发展能力和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能力。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二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取规模经营效益。三是利用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特色农业和服务性农业。他指出，随着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农业规模经营比例明显上升，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领军力量。“可以说，今后中国农业的从业主体，从组织形态看就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从个体形态看就是新型职业农民。”

    张晓山认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有策略可循。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生产经营水平，帮助他们逐步走上具有相应社会保障和社会地位的职业化路子；另一方面要通过支持政策调动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这样双管齐下，就可以留下一部分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继续务农种粮，同时吸引一批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务农创业，引导一批有志青年学生投身农业。

    新型职业农民的鲜明特征是高素质、高技能，而朱启臻的调查显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到67.6%（见图三）。

    面对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和务农农民素质现状，教育部和农业部有关部门认为，加快发展农民中等职业教育，通过对务农农民进行全面系统的职业教育，从观念、理念、道德、技术、能力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农民素质，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最现实的选择和最有效的途径。

    为此，2014年3月，教育部、农业部联合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对农民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培养目标、学制学分、专业类别、课程设置、办学模式、教学形式、学校资质、考试发证等进行了全面规范，为大范围推进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

    以经济杠杆，撬动农民教育培训积极性

    教育培训对于农民素质和生产经营水平有着巨大的提升作用，这一点在朱启臻所调查的农民中也获得了广泛认同，农民学习意愿强烈，只有1.3%的农民不愿意参加系统教育培训。但是调查中也有这样一组数据：有超过85%的农民不愿意负担学习费用，接近50%的农民甚至希望在学习时会有补贴。

    这样的意愿合理吗？农民教育培训需要国家在经费上给予支持吗？教育部职成司曾委托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日本、韩国、乌克兰、以色列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职业农民培养经验进行调研，发现一个共通的做法就是，政府在急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如何反哺农业的问题。

    比如在英国，唯一能得到政府资助的产业培训就是农业，农民培训经费的70%由政府财政提供。为鼓励企业和农民积极参与培训，英国政府让企业把花费的培训费用计入生产成本与用工成本，待企业售出产品时再对其减免税收。英国还从法律上规定，对农民参加培训期间的工资和津贴给予补助。农场工人上课时间的工资由农业培训局的政府基金支付，农场主不用支付。

    日本的农业部门为促进青年务农，实施了一揽子支持措施。其中，对从事农业者提供的援助包括务农前的研修补助，如青年务农补助金（准备期），在县农业大学校，先进农户和先进农业法人等接受培训，培训期间可获得每年150万日元，最长2年的补助，以保证务农者的收入；对新雇佣青年实施实践性培训的法人，提供每年最多120万日元，最长2年的援助；对培育新一代管理者以及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的农业法人等实施的补助，如作为员工派出研修的经费，提供每月最多10万日元，最长2年的补助。

    反观我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却没能获得政策上的扶持。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技术培训和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同样重要。2014年，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启动实施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明确了对农民培训要给予补助。可是，务农农民接受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却没有纳入免学费和国家助学政策范畴，目前这项资助政策只有以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的青少年学生才能享受，这一点使务农农民接受农学结合弹性学制中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大为减少。

    教育部、农业部一直积极推动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工作，各地农业职业院校、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都积极响应。但由于务农农民超龄或采取农学结合形式学习而不能得到现行助学政策的全面覆盖，使得许多涉农院校不愿或不能招生，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难以发挥作用，教育部、农业部联合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在各地难以落实。

    看到了问题所在的张晓山和朱启臻有一个共同愿望，将务农农民纳入学历教育范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主力是50岁左右的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承包大户或专业户，对农业教育有着强烈的需求，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农业教育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也可以通过他们影响有志于农业的青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他们是现代农业发展不可忽视的群体，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点对象。”张晓山说。朱启臻则表示，要将这些农民纳入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政策覆盖范围，享受国家助学补贴政策，支持他们就地就近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同时鼓励新型职业农民的子女等就读农业院校，成为学农、爱农、务农的农业后继者。

    【代表委员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刚：

“五轮驱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供人才支撑，需要建立政府推动、部门联动、政策促动、市场带动、农民主动的“五轮驱动”机制，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社会要转变观念，把农民与工人、知识分子并列为一种职业身份，政府要把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解决培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要整合资源，构建“农业高校+现代农业示范区+返乡务农”的“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要理顺管理体制，出台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标准、认定程序，实行“一年一审”动态管理。国家要抓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扶持政策的顶层设计，测算经费投入标准并明确各级财政的承担比例。农业部门要制定新型职业农民扶持奖励办法，银信部门要出台新型职业农民小额贷款的操作细则。出台新型职业农民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待遇政策，稳定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