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学校历史特级教师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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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仙仙

    别人介绍魏勇时都说：“这是北京十一学校的历史特级教师。”但实际上现在的他已经非常不像一个中学教师。这不但表现在他不再教毕业班，他甚至连主修历史的文科班也不教。他爱历史，广读书，写起文章文笔老辣；另一面又摆得起龙门阵，打得了小麻将，还会玩玩四驱车。他有滋有味地过自己的生活，修自己的人生，至于带出了多少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那似乎都是副产品。

    如果你是看守柏林墙的士兵，你的任务是射击翻墙者，你能不能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呢？如果你是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你能不能拉长处决的周期，最后少处决一点人呢？生活固然艰难，但绝对没有选择的情况很少，大多数时候，人都拥有“一厘米主权”，是否使用它，是你的良知和思想在起作用——这是魏勇的观点。

    他总是试图让学生们明白：人生固然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但是否使用“一厘米主权”，仍然能使我们成为迥然不同的人。

    就如他自己的人生，就是坚决捍卫“一厘米主权”的过程。

    走夜路的人总想抬头

    脸上挂着笑，眼神却若有所思——这是魏勇惯常的表情，好像精神总要跳出肉身去遨游远方。在回答记者“你2008年来的北京，那时候感觉怎么样？”的问题时，他给出的答案是：“就像回到了精神上的故乡。”

    他语气平静地讲了一连串理由：他爱文化、政治，爱丰富的信息，爱随处可见的思想盛宴，而北京提供了这一切。尽管一直生活于川渝地带，但他内心里一直对北京有着亲切和归属感。2008年，他看到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写的《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义无反顾地决定进京。

    彼时，他已经在重庆教了7年书，成绩一流，深受学生喜爱，拥有特级教师头衔，又是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可算功成名就。可他依然选择了告别家人进京“北漂”。多年后他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作类比——初进监狱的人排斥、痛恨，然后是习惯，最后就离不开。这个比喻的潜台词是，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囚徒，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中摸爬滚打，活得很“拧巴”。

    他在朋友圈写：“去20多年前工作过的校园逛了逛，没有感动，只有羞愧。看到的是一个心机重重，总想在分数上超过别人的人，一个为蝇头小利而算计的卑微生命。”

    卑微、算计的感觉让他难受。他从小就向往有神圣感的生活，最大愿望是当兵。他在基层学校教书，靠五斗米养家糊口，这样的生活烟火气十足，却毫无“神圣”可言，所以他一直有一种游离感。

    他的朋友差不多都是那种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其中一位叫范美忠，也是教师，在汶川地震后写了一篇《那一刻，地动山摇》的帖子，承认自己在地震发生时先于学生逃生。人们为他贴上“范跑跑”的标签，各种痛斥潮水般涌来，却很少有人去看他的原帖，看他如何剖白内心，反省作为一个人的脆弱和无力。

    魏勇和范美忠一样固执地要保持思想独立，但是与毕业于北大的范美忠比起来，他更懂得妥协。他在中国教育生态链的最低端生活多年，从不试图站在整个体制的对立面。像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他一面用智慧适应生活，所教班级成绩斐然，一面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一厘米主权”，坚持大量阅读，坚持思考和写作。

    他用心琢磨教学方法，帮学生梳理知识点，让他们把历史图景了然于胸。讲历史之余，他会给学生讲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还有其他很多他阅读体验中感到精彩的东西，“用思想点燃课堂”。他成功了，但是并没有陶醉，或者说短暂的陶醉后很快清醒，因为培养考试机器这件事，绝不能让他热血沸腾甘愿付出整个人生。

    就像一个走夜路的人，老老实实赶路之余，他总想抬头仰望一下星空。

     站立如灯

    十一学校给了魏勇很大的自主权，他得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上课。受益于班级的安排，他可以毫不顾虑知识点，专心开讲历史这件事。他似乎找到了向往中的那种“自由呼吸的教育”。

    十一学校实行走班制。魏勇的历史教室墙边放着一排书架，摆着他从学校图书馆选来给学生们阅读的上百本书。里面既有古代经典，也有通俗一点的《一本书读懂民国》、《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有兼跨学界和民间的畅销读物《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也有冷门一点的《毛泽东与蒋介石》、《高岗传》等。

    魏勇说自己是一个“上岸”的人，应试教育的苦海游过来，终于拥有了一点空间。现在教书，他觉得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启蒙年轻的心，“为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

    未来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魏勇认为第一重要的是有独立人格和批判思维的人。在一节时事课里，魏勇定下的主题是“批判性思维”。话题缘起新华社一位老编辑公开认错，说自己当初翻译了“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一稿，那本是外电在愚人节开的玩笑，可是他却信以为真，还把稿件编进新闻教材，导致谬误流传至今。

    魏勇说他在20多年前第一次听说此事，就感觉不太可能。他从事实和逻辑、作者的立场、作者的背景和利益关系等角度，分析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学生们终于明白在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时期，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顶尖军校，学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小战士的先进事迹，是何等荒谬可笑的事。

    他说，中国人没有求证的传统，只要一看大快我心，就广为传播。然而要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必须要有批判性的思维，要有一颗逻辑清晰、思维缜密的大脑，社会需要这样的公民。

    今天的魏勇，似乎已经做到了一个中学教师的极致。还能怎么做？方向是哪里？他显然不甘心这样止步不前。他依然在勤奋地阅读、写作，热切关注各种新闻，保持着随时学习的姿态。

    他非常看重自身修养，说不希望学生把“魏勇”和“魏老师”割裂开，“如果我想在学生心目中显得高大，那我就必须真的高大，而不仅仅是投影高大”。

    他保持着与20多岁时一样的求知欲，甚至率性。他在朋友圈里上传了一段视频，飘着冬雨的街头，一位白发长者高歌《you raise me up》，他的评语是：“无比高贵，浩然之气才是最有力量的美，才能让人流出纯正的眼泪。”

    如果把教书看作一个产业，实在是容易使人灰心：生产周期长，成本投入大，而收益不明显。要等到许多年后，那些“产品”，也就是接受了老师言传身教的学生，才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并且这影响很可能隐而不显。

    或许最能安慰人心的想法就是，教书者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朝着自认为有价值的方向修行——顺便带出一些好学生。这是一种“功夫在诗外”的方法，当一个教师有足够的学识修养，他站立如灯，总可以给学生以帮助。

    看上去魏勇正在这样的路上奔跑。

    他依然专注，他说专注使人幸福，一个人如果专注于有创造性的事情，总会魅力四射。

   【“勇”之课堂】

   平庸之恶

    ■王仙仙

    这是一堂高一理科班的历史课，这堂课要讲二战爆发的原因。学生们走进教室时，魏勇正在播放二战时著名的德国歌曲《莉莉·玛莲》，缠绵悱恻的女声唱着姑娘与恋人的分别。那种黑胶唱片上转下来的老歌声，很容易将人的思绪带回到从前。魏勇喜欢用纪录片、历史图片、录音等素材辅助授课。拜广泛的涉猎所赐，他总能找到有意思的素材，使学生在上课时找到“穿越”回历史现场的感觉。

    关于二战爆发的原因，学生们很容易从教材上找到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要抗争《凡尔赛和约》的过度制裁；德国遭遇经济危机需要转嫁矛盾，等等。这些都是历史考试的知识点。

    魏勇放了一段纪录片，那是战前希特勒在万人集会上的演讲。他充满激情的手势和话语，诉说着德国人的痛，鼓舞着德国人奋起，台下人头涌动的德国民众热泪盈眶，近乎疯狂。

    魏勇用这样的素材，让学生明白，一个后人眼中十恶不赦的魔头，为什么在当时会赢得万人拥戴。

    他接着请学生思考：“如果你是当时的德国人，是否支持发动战争？”已经“入戏”的学生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主战，因为“富贵险中求，打一仗说不定日子能变好”；另一派反战，因为“很可能打输，日子更不好过”。

    魏勇笑着说，你们的回答使我深深地感觉到，一旦你们走上社会，也会成为战争爆发的土壤，因为居然没有人去考虑战争本身应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