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日趋严重的晕眩困扰之中，打开连中国老师的《语文课III》，一眼望去，只觉得万紫千红，美不胜收，却无法认真仔细地赏读，多少次打开又遗憾地放下。近来情况略有好转，便不断抓住晕眩暂时退却的间歇，如愿以偿地读完了整本书，总算真正体验到了书中所引苏子美读《汉书》每有会心处便“满饮一大白”的情景，我不能饮，却真的进入了如醉如痴的境界。让我迷恋的远不仅仅是它极富诗意的表达，而主要是连中国老师关于语文课的新思考。

1

    我与语文课打了一辈子交道，深深感觉到语文课改革创新之不易，在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的那些新名称、新花样面前，我甚至觉得我们的语文课还是保守一点儿好，至少比较稳妥一点儿。连中国老师的这本书扎根于语文课真谛的追寻，而且站在了全新的人学——心学的高度上，所探索的是语文课最核心的意义和价值。且看他在“引子”中提纲挈领的一段话：

    我真实的体验是经由阅读与写作，无论教师还是学生，越是真实地走向、走进或遇见内在的“自我”，才能越充分地脱离惯常中的那个“自我”，这样的一种“走出”，既是对既有“自我”的否定与背叛，更是对崭新“自我”进一步的寻求、塑造、深化。这样一种“走出”，越是频繁、持久，越是深刻、彻底，这个“自我”就越是丰富与深广，我们也才能越来越深入地去影响别人，改变现实，乃至改变整个世界。

    毫不夸张地说，这于我是照亮，是点燃！在一次访谈里，我曾以“把人当成人，使人成为人”来概括“人文”的内涵。可语文课如何来体现、实践？我虽然试图并且作过阐释，却始终没有达到连中国老师这样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走出”，不是走出语文或课文，而是走出自我，是对原本自我的否定，对崭新自我的建设，这才是语文课的真谛所在！我觉得，只有在阅读中“走出”自我，才能真正跨越技术、技巧的层面，跨越工具的层面、分数的层面；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的“走出”，才能真正懂得技术、熟练自如地掌握技巧，经得起任何真正的考试！这是真正的、地道的人文，也才真正同时是语文！——容许我在这里岔开说几句，连中国老师讲语文课，从不回避考试、分数，而就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地讲，这也是他讲语文课的鲜明特色之一。

    可以说，这整本书都在讲语文课“走出”的道理，我这篇短文姑且举几个我印象特深的例子，说一点儿我自己的心得。

    “走出”有时是指走出“日常说教的范围”。有一次，他去听课：林海音《城南旧事》的节选——《爸爸的花儿落了》。“随着文字的展开，我觉得自己在现实生活里的那些僵硬与浅薄、那些固化的‘壳’，渐渐开始融化、消逝”，他走出了原来的自己。他说如果把“题旨窄化在日常说教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不可能“走出”自己。我以前这种“假阅读”太多了，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例如，我年轻时总是把小说给看“死”了，把小说里的人物看“扁”了。例如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文官自然是同情的对象——记得我当年所读的版本，“文官”作“小公务员”，“小公务员”似乎更能博得读者的同情，那将军自然是憎恨的对象，正如题目所示，这个小公务员的死无疑是这篇小说的焦点，而同样明显的是，他死于那个将军的粗暴冷酷。在当时看来，这一望而知，并且毋庸置疑：难道这个可怜的小公务员不是被将军骂死的吗？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但这一观点只是漂浮于文本某些片段字面意思所得出的结果。如果能够“走出”自己僵硬与浅薄、固化的“壳”，我就有可能真正“走出”自己，走向一个新的高度。试想，将军当初对待这位文官的态度几乎无可挑剔：文官第一次向他道歉，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第二次，他说：“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戏！”第三次，他说：“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他的愤怒、粗暴是被文官一步一步激出来逼出来的。对于文官的死，实际上将军不负主要责任，甚至没有责任，绝对不是罪魁祸首；而文官自己也只是不该后来把打一个喷嚏当作罪错一而再、再而三不停地道歉，以致终于弄得对方不可忍受为止。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死于过度的惊吓。就此而言，将军当然难脱干系，但不是真凶。那么究竟是谁吓死了他？至此，新的思想高地几乎已经就在眼前，只需再向前迈出一步。我们原本这样总是缩在固有的旧“壳”中走不出来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不胜枚举。阅读，不应该是为旧我增加注脚，而必须为“走出”铺路。我们的语文课难道不应该在引导破“壳”而出这方面狠下功夫吗？

2

    连中国老师在书里提出了“真读”这个极富启发性的概念，与“考读”“装读”“骗读”“摆读”“炫读”相对，其间的区别他做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我且举出一两点来简略地介绍一下。真读是要“坠落其间”，不是只远眺一叶舟在前行，而是要自己“出没风波里”，即身处书中，入情入境，在其字里行间挣扎、浮沉。例如金圣叹读《水浒传》里武松大闹飞云浦，他自己却先进入了如此这般的自我想象之中：

    方其授意公人,而复遣两徒弟往帮之也,岂不尝殷勤致问:“尔有刀否?”两人应言:“有刀。”即又殷勤致问:“尔刀好否?”两人应言:“好刀。”则又殷勤致问:“是新磨刀否?”两人应言:“是新磨刀。”复又殷勤致问:“尔刀杀得武松一个否?”两人应言:“再加十四五个亦杀得,岂止武松一个供得此刀。”当斯时,莫不自谓此刀跨而往,掣而出,飞而起,劈而落,武松之头断,武松之血洒,武松之命绝,武松之冤拔,于是拭之,视之,插之,悬之,归更传观之,叹美之,摩挲之,沥酒祭之。

    这当然是《水浒传》里怎么也找不到的情节，但金圣叹是“真读”，他在所读之书的字里行间想象出了蒋门神必欲置武松于死地的决心，他的狠毒以及想象公人下手时给他带来心理上的快感，无不在“殷勤致问”以及“当斯时”情景的揣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虽不是作品里的情节、文字，却是施耐庵笔下所可能有的。作为“真读”的读者，他由此“走进”了蒋门神的心理深处，“走进”了施耐庵，同时也“走出”了旧的自我，发现了新的自己，用连中国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在利用作品更新了自己的生命”。他引用罗曼·罗兰的话来说明阅读至关重要的本质：“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无论是发现还是检查，实际上都是在更新自己的生命。不知能不能这样说，在连中国老师看来，语文课就是生命建设课！上语文课，教师是在培养“心灵的后裔”（书中所引方东美先生语）。

    我觉得，书中有一点不得不应该加以特别强调的是，连中国老师认为“没有语言的切实体认，我们的思考难以真正前行”。他说“语言的品味，是思考得以深入最重要的基础”。这个“最”字，万万不宜轻看浅看，否则“走出”就无从谈起，因为语言是“走出”必由之路啊！天虽清澈高远，但上天得有路；地虽辽阔厚重，但下地得有门；语言就是上天的路、入地的门。鲁迅的《药》可能有不少人并没有注意到下面两段文字中“恍然大悟似的”与“恍然大悟”的区别，连中国老师注意到了，并举此为例: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

    显然，花白胡子其实是拿不太准的，并没有“恍然大悟”，他的恍然大悟是在别人都恍然大悟之后的好像恍然大悟，跟着“恍然大悟”而已，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同，因而作者加了“似的”二字。我想说明的是，花白胡子的“似的”，比较而言，他其实比别的自以为真正大悟者不那么“麻木而昏庸、愚昧而无知”，虽然差别只有一点点而已；而不是更“麻木而昏庸、愚昧而无知”。这似乎牵涉到小说里对“二十多岁的人”的评价。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不引得稍微完整一点儿：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

    对于“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最先作出强烈反应的是这个“二十多岁的人”；对于夏瑜之“疯”，花白胡子用了“简直”，可见并未完全肯定；作出完全肯定判断的还是这个“二十多岁的人”！人们不是常说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吗，可这个年轻人却似乎睡得最沉。记得二十多年前我还在中学教书时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这里，几乎哽咽，我说鲁迅先生写到这里时，心里该是多么沉重多么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