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亦冰

  人生的航程中，有些事就像夜归港湾时那高悬的风灯，令人牵挂和难忘。

  30年前，我在济南参加了中国教育报正式创刊前的第一次通联会议；30年后，我依然是中国教育报的一名老兵，行进在这支业已成熟的新闻队伍中。

  三十度春风秋雨、雪泥鸿爪，每一痕都记载着曾经的艰辛；青灯微光，每一缕都映照出战士的忠诚。

  一本枣红色的工作证

  我的书桌抽屉里，珍藏着一本枣红色的工作证。封皮上印着烫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字样。那是我非常自豪的一段经历。

  在中国教育报所有的地方记者中，我是唯一获得这个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正式证件的幸运儿。1985年初，报社筹备在上海设立第一个地方记者站，老社长潘铭、时任总编朱世和决定调我进京出任上海站的专职记者。然而，进京编制不易，上海教育局也不肯放人。结果不得不由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彭珮云出面，找到当时上海的吕型伟副局长协调，事情总算解决。于是，我就拥有了这本在那时相当气派的国家机关工作证，直到1992年底，上海市教育局调我回沪主持上海教育报工作，我的编制才重返故里。

  报纸初创的日子非常艰难，没有自己的办公楼、排版房，没有自己的食堂、宿舍，当年从各地借来帮忙的同志，就只能寄居在离教委大院不远的太平桥小旅馆里。我的情况更加特殊，虽然编制正式进京，但采访工作主要在上海，所以，时不时要在京沪两地奔波。我来京到报社的时间完全无法预计，多数是在凌晨或深夜，吃饭和住宿就成了最麻烦的事。

  然而，就是这最烦心的事却让我一再感受到老同志的关爱和集体的温暖。记得有一年冬天，赶到报社已是深夜，通联部的宁守合主任陪着我去找旅馆，一连几家都说已经客满。老宁二话没说就把我领回了家，热饭暖铺，让我感动得无言以对。至于吃饭，更是见谁蹭谁，经常是下班到了饭点儿，在哪个领导屋里谈事，就跟他回家吃饭。遇到休息日，就伙同外地借调的同志一起找小饭馆打牙祭。

  两地奔波的确很苦，但同事间胜如亲人的这份真情却始终滋润着我的心。

  一个跟踪报道了23年的教改典型

  我的书架上有一摞与一个农村教改典型有关的书，那就是我自始至终跟踪了23年的“青浦经验”。

  1985年，上海颁发首届教育科研奖，青浦县顾泠沅数学教改实验小组的研究课题获得了普教教育科研一等奖。我第一时间在中国教育报上发了消息，并敏锐感觉到它背后一定还蕴藏着更有价值的新闻和更加丰富的故事。从此我就把青浦设定为必须持久关注的一个基层联系点。

  沿着顾泠沅走过的乡间小道，走访一所所农村学校；在教师进修学校的办公室，查阅各种实验资料；拜访教改实验小组的新老成员，倾听他们卧薪尝胆的感人故事……20多年来，我追寻着顾泠沅从一个农村的普通教研员成长为一名蜚声中外的教育科研专家的不凡足迹，见证了“青浦经验”从单科到综合、从教学到教育、从学校到社会、从上海到全国的深化发展和传播推广过程，记录下顾泠沅不断自我超越完成教育学博士论文答辩的难忘时刻和青浦教师群体再接再厉的创新业绩。其间，在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等报刊上发表和组织的消息、通讯、特写、专访、评论及署名文章，不下数十篇。

  这个曾被美国著名教育理论家布卢姆称赞为“你们9年的实验研究，相当于我在西方40年的工作”的“青浦经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才积聚的助推器，树立起上海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我撰写的《耕耘者的风范》一文，也因此入选《上海改革开放风云录》。2008年，青浦区教育局召开纪念“青浦经验”30周年庆典，时任上海市教育科研院副院长的顾泠沅说：中国教育报对“青浦经验”的报道，是众多媒体中最全面、最准确，也是最深入、最有耐心的，你也是“青浦经验”的有功之臣。

  一张亮丽的“老当益壮”奖状

  “老当益壮”奖状是去年年初，翟博总编在2011年年终表彰大会上亲手颁发给我的。30年来，我在报社得到过许多嘉奖，但这一次让我格外心动。

  65岁那年，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在宣布我正式卸任上海记者站站长的年度会上，中国教育报刊社社长史习江说，亦冰同志曾经是教育报最早的优秀记者，为记者站培养了四代年轻记者，以后他还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是的，我的心无法离开，我的笔更不会放下。一线的奔波已经不再适合年迈的老兵，我就转移阵地更多地关注言论，用心指点年轻记者。我希望我的思想还能在中国教育报上闪光，我的经验还会在年轻人身上延续。

  我受聘担任了中国教育报特约评论员和社外评报专家，退休生活依然充实、照旧忙碌。我为中国教育报的每一次成功兴奋、为版面上的每一个亮点叫好、为队列中的每一位同仁祝福。因为我们同生共长在这片充满希望和生机的土地上。

  30年，风雨兼程，同甘共苦。三十而立，已经成熟的中国教育报正面临新的航程，蓄势待发。任重而道远，但迎接她的一定会是又一个更加灿烂的30年。我们依然会和她并肩同行，无怨无悔。

  （作者为中国教育报上海记者站原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