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二代”——从事摆摊等小型商贸活动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这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由于父母无暇顾及子女的生活和学习，“摊二代”往往得不到其他孩子那样多的家庭关爱。因为户口等原因，“摊二代”的入学，往往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本报记者 张兴华 通讯员 张建 马志敏

  吕凌冬、黄雅馨、张柯、汪超、邹心悦，这5名山东财经大学的学生最近成了“名人”。他们组成的“调研中国——山东财经大学团队”，深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摊贩群体，调研他们的子女——“摊二代”的真实生活状况。他们的调研结果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使得“摊二代”这个名词以及这个特殊的群体进入大众关注的视野。

  义务教育阶段的“摊二代”，他们的成长有着怎样特殊的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心理困扰？他们在就学方面遇到什么样的难题？这5位大学生的调查虽然只限于济南市，但是所反映出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

  亲子沟通交流少，心理诉求长期被压抑

  迫于经济与生活压力，父母起早贪黑外出摆摊经营，缺乏与子女间的沟通。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需要与枯燥贫乏的生活现实产生心理落差， “摊二代”对自身生活状况产生厌烦心理。

  “摊二代”家庭大多来自农村或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寄居在城市从事小型商贸活动。

  地摊边，人们常能看到“摊二代”的身影，年龄小一些的围着摊子跑来跑去自己玩耍，年龄大一点的帮着父母打点生意。

  来自商河县的小鑫，只有十来岁，却已经帮母亲卖馒头3年了。

  小鑫的母亲在济南市姚家庄农贸市场摆摊卖馒头，父亲在工地做水泥工，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小鑫最常听到父母说的字眼就是“累”和“不容易”。

  小鑫的母亲卖一个馒头可以赚七八分钱，每天收入80元左右，父亲每天收入大概100元。家庭月收入共5000-6000元，扣去各种费用后所剩寥寥，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仅仅停留在孩子能吃饱，有学上，有衣穿的层面上，并没有深入到精神层面。

  放假期间，小鑫早上八点就随妈妈出摊卖馒头，中午只有很短的时间去吃饭，然后又回摊子上帮忙，直到晚上八点左右收摊。她的一天枯燥而单调，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更不要说有什么娱乐活动了。上学期间，放学之后也要帮着卖馒头。可以说，一个三轮车和两个馒头筐子，摊边玩耍的妹妹，还有从母亲劳累的身影中体会到的艰辛，就是小鑫全部的课余生活。

  小涵的妈妈用一台小型卡车拉水果在路边卖。妈妈总会选在亮一些的路灯下停车摆摊。小涵放学后，就趴在垃圾桶盖上，就着路灯写作业，一边写一边还要帮妈妈称水果照顾生意，每天忙到路上行人很少了才回家。

  济南舜玉小区的小兴义，12岁，在济南出生和长大，老家在济南的乡下。父母摆摊很忙，懂事的小兴义平时就待在家里，不随便出去，免得父母担心。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没有去过济南的地标性地段——泉城广场。

  和小鑫、小涵、小兴义类似，在城市里成长的这些“摊二代”们，业余生活普遍比较单调。他们的文化生活基本就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业余生活基本就是跟着父母出摊帮忙，偶尔空闲的时间可以跟附近的小伙伴们一块玩，谈不上什么兴趣培养。

  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需要与枯燥贫乏的生活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对比同龄的都市独生子女，“摊二代”的这种心理落差更为严重。所以，他们对自身生活状况产生厌烦心理，普遍性格内向、脆弱孤僻、自卑，有的甚至任性、自私、暴躁，产生怨恨情绪。这种情绪如果不加以引导和制止，任其蔓延，对他们今后的生活将会带来很大困扰。从小夏的身上，我们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出“摊二代”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

  住在济南市甸柳庄小吃街的小夏，父母共同经营着一家饼摊，由于小吃街的位置特殊，人流量较大，父母忙于管理生意，无暇照顾8岁的小夏和她3岁的妹妹，照顾妹妹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小夏的肩上。

  刚接触小夏，觉得她的性格比较内向,对生活有些消极,没有小孩子那种应有的朝气。周围没有让她太喜欢的人，不喜欢跟同学一起玩，还有各种她不喜欢的人。小夏有时很极端。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借了她的水彩笔，两周没还，她急了，说要拿刀子去杀了那个小孩。小夏的妈妈说：“尽管她需要的东西，我们会尽量满足，但有时候孩子不愿意和我们交流，非常担心她以后走弯路。”

  “摊二代”的物质生活也许达到了温饱，但是生活的辛苦、精神上的无助、心理上的落差，让他们的内心充斥着被歧视感和孤立感。他们的父母对社会有较多的偏见和抱怨，这种消极的情绪在家中流露出来，孩子耳濡目染，也会受到影响，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偏差，容易对社会产生不信任感，导致畸形发展。

  教育机会不平等，难以融入班集体

  “摊二代”在城市入学难，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也在他们身上凸显。由于学校招收外地户口学生数量有限， “摊二代”的身份加上外地户口，使得他们很难融入班集体。

  去年夏天，小鑫的两个妹妹还没上学，8岁的妹妹自己在家照猫画虎学写字，因为是左撇子，每个字都写得很艰难。

  小鑫入学时，在熟人的介绍下交纳了600元择校费。几年后，两个妹妹都到了入学年龄，择校费或隐形择校费已经上涨至6000元。10倍的涨幅让以卖馒头为生的母亲接受不了。

  交谈中，“摊二代”的父母都抱怨在当地入学难，有很多不平等的限制条件。记者在调查中得知，并非每所小学都接收外地户口的适龄儿童就学，而是在每个区的小学中，选取一所生源不是很充足的学校接收本地区外地户口学生，并且想要入学，还需要交纳隐形的择校费。

  以小鑫所在的小学为例，该校2012年6月26日发布的招生公告指出，外地户口的孩子，需要携带以下原件到学校报名：

  父母持有营业执照（一方持有即可），营业时间须一年以上，或劳动合同及缴纳的养老保险（养老保险本和2011年及2012年上半年养老保险的缴纳证明）、放弃原籍地区义务教育的证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济南历下区的暂住证（一年以上）、租房合同（一年以上）、监护人的户口（非济南市户口）、身份证。很多摊贩认为，这个限制条件有些苛刻。

  根据招生计划，那所小学2012年度招收80名外地户口学生。招生报名时间仅1天。错过了，过时不候。

  据记者了解，接收“摊二代”入学的学校，往往不是该区域内较好的学校，而这样的学校为学生提供的课余文化生活也相对较少、较差，不能弥补“摊二代”由于家庭因素造成的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缺陷。

  “摊二代”从小因不受关注而产生内向、自卑等心理，家长又没有时间经常与老师沟通联系。在学校，由于班额普遍较大，所以老师对于孩子的个别指导和单独交流不够。相反，少数年轻教师或因经验不足，或因方法不当，或因爱心不够，在不同的场合还会对他们的不足予以指责，这就使他们对于某些学科，甚至对学校产生厌恶感。

  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由于学校招收外地户口学生的名额比例有限，一个班上，外地户口的学生只占少数，“摊二代”的身份加上外地户口，使得这些孩子不能很好地融入班集体中。在调研中记者发现，很多“摊二代”说，自己在班里没有几个朋友，因为自己不喜欢跟别人说话，有时还会因为一点小事与同学发生冲突，较强的自尊心使得他们总想要在冲突中占上风，直至同学道歉为止。对此，有的老师只是看到“摊二代”打架和不合群的表象，没有深入思考背后的原因，简单粗暴的批评，更加剧了师生间的隔阂。

  “有些少年犯罪，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是这些‘摊二代’。他们得到的温暖少，自尊心受到的伤害大，叛逆心理较重，所以出现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的较多。”山东青少年研究所的一位同志说。

  被视为“二等公民”，对城市没有认同感

  有些“摊二代”在城市中出生、成长，但是社会大众并不认可其城市身份，这与“摊二代”自身对城市的认同感不强相互呼应。

  对于从小在济南长大的小鑫而言，这座城市仅仅是跟随父母来到的一个地方，父母在此挣钱养家糊口，自己在此地上学。在她小小的心里，已经把自己当成是游离在都市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

  相比之下，小鑫和两个妹妹更喜欢老家，因为老家有很多亲戚，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虽然3个孩子都不能准确地说出老家的名称。

  和小鑫有同感的，还有8岁的小嘉清，这个就读于济南某小学的“摊二代”，对于济南这座城市并没有多少好感，相反还有些许厌烦。她不喜欢父母凉席摊周边其他摊上的叔叔阿姨，也不喜欢济南人。

  那么，济南市民对“摊二代”又持怎样的态度呢？

  在一项对“摊二代”关注度的调查中，向路人随机发放210份调查表，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大众对于“摊二代”很少关注，只有7.8%的人经常关注，其他人不同程度地漠视这个群体。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些外来人口挤占了城市本来就不充足的教育等各种资源，言辞中颇有抵触情绪。

  社会的漠视无形中折射到“摊二代”生活中。在济南舜玉小区，某调味品摊主的孩子已经13岁了，就读济南某中学。他从小在济南长大，目前还是济宁户口，他说自己班上外地户口的孩子经常一起玩，但是不会跟本地的孩子玩，相反，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甚至是打架。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他们从小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记忆中保留着对老家的美好回忆，对于城市没有认同感。很多市民拒绝承认他们的居民身份，这显然加大了他们融入城市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