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退差生”离不开人性化的过程控制

首页 > 教育新闻 > 教育杂谈/2013-07-18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王寿斌

    据新华社报道,由于成绩差、学分不达标等原因,山东大学前不久对368名成绩差的学生提出警告,另有97名学生被劝退学。达到退学标准的97名学生中,有19人是因病、出国等原因造成学业中断而退学,其他绝大多数学生均是因为迷恋游戏或者“自己不愿学”所致。

    放眼全国,在校大学生被大规模“劝退”的不在少数。几年前,上海大学81名成绩不合格学生被集体劝退、徐州工程学院劝退113名染上网瘾的学生、西安邮电学院336名大学生收到劝退令等新闻都曾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

    毋庸讳言,国内很多高校对学生都有“达不到学分不予毕业”的规定,但真正像山东大学、上海大学这样大面积实施“清退”的毕竟还只是少数。出于好奇和求证,笔者在网上搜索关于职业院校“劝退差生”的新闻,仅有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曾在2007年秋季开学时依据学院《预警淘汰制暂行规定》,集中劝退了95名“一学年内至少10门课程不及格”的学生。众所周知,虽然网上少有职业院校的同类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院校的学风会好于本科高校,现实的困境是,很多职业院校迫于生源危机的压力,即便学生真的不学习,除非学生自己主动提出退学,一般很少主动“劝退”,迟早都会发给毕业证书。这在某程度上滋长了学生的逃学之风,助长了一些学生的散漫,不利于学校提高育人质量。

    鉴于目前现状,职业院校的入学“门槛”已普遍降低,生源质量的下降直接导致学生厌学成风,开放式的学习、粗放式的管理和网络化的环境,进一步加剧学生贪恋玩乐、荒废学业。对这些学生如何“处置”?简单地一“开”了之显然不合情理。学生因沉迷网络被学校劝退,既是做家长的失败,更是学校教育的失败。如果将这个失败的苦果由孩子和家长来独自承担,明显有失公平。

    笔者所在学校是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共同创建的高职院校,学校自办学之初就借鉴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管理模式,实行“末位淘汰制”,而且一直执行至今,在国内高职院校中比较罕见。学院每年都会有两三名学生按“规则”被淘汰出局,但却很少有家长和学生提出异议。原因何在?“过程控制”起了关键作用。

    2009年的某天,笔者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加班,一名柔弱的中年妇女迟迟疑疑地敲响了我的门,显然不想也不敢冒然打扰我。见状,我很礼貌地将她让进屋内,倒上一杯白开水为她壮胆、让她静心。通过交流,我得知她的儿子因贪恋上网,误了学业,被系里“末位淘汰”了。对于这个“有言在先”的制度处理,她无话可说,但由始至终却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怎么平时不告诉我们大人催娃学习呢?”对于这么理性而深邃的问题,我无言以对,我深深地感觉到这确实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正是这句幽幽的抗诉令我永生难忘、常生愧意。也正是这句柔弱的抗诉令学院对“末位淘汰”制度进行了完善,增加了期中、期末与家长的沟通,并将原来的淘汰标准由“一次末位”改成了“连续两学期末位”,健全了“差生导师制”等一系列人性化的制度,强化了过程管理,让暂时迷路的学生找到了光明。

    由此,笔者认为,尽管对学分不达标的学生进行清退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便于扭转一些学生过于松散的学习观念,这既由教育科学决定,也是国外高校一直以来长期实施的惯例。但是面对大批的学生“劝退”,我们确实需要扪心反思,其中有多少学生是败在我们的疏于管理之下?严令之下,我们的“执法”能否更多一些人性化的过程控制?学生劝退应该建立在一个联动性的机制上,这个机制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尽可能细化,做到精致,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在出现问题、“不可救药”之后“大开杀戒”,再将他们理直气壮地扔给父母和不负责任地推向社会。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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