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斌

    据新华社报道，由于成绩差、学分不达标等原因，山东大学前不久对368名成绩差的学生提出警告，另有97名学生被劝退学。达到退学标准的97名学生中，有19人是因病、出国等原因造成学业中断而退学，其他绝大多数学生均是因为迷恋游戏或者“自己不愿学”所致。

    放眼全国，在校大学生被大规模“劝退”的不在少数。几年前，上海大学81名成绩不合格学生被集体劝退、徐州工程学院劝退113名染上网瘾的学生、西安邮电学院336名大学生收到劝退令等新闻都曾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

    毋庸讳言，国内很多高校对学生都有“达不到学分不予毕业”的规定，但真正像山东大学、上海大学这样大面积实施“清退”的毕竟还只是少数。出于好奇和求证，笔者在网上搜索关于职业院校“劝退差生”的新闻，仅有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曾在2007年秋季开学时依据学院《预警淘汰制暂行规定》，集中劝退了95名“一学年内至少10门课程不及格”的学生。众所周知，虽然网上少有职业院校的同类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院校的学风会好于本科高校，现实的困境是，很多职业院校迫于生源危机的压力，即便学生真的不学习，除非学生自己主动提出退学，一般很少主动“劝退”，迟早都会发给毕业证书。这在某程度上滋长了学生的逃学之风，助长了一些学生的散漫，不利于学校提高育人质量。

    鉴于目前现状，职业院校的入学“门槛”已普遍降低，生源质量的下降直接导致学生厌学成风，开放式的学习、粗放式的管理和网络化的环境，进一步加剧学生贪恋玩乐、荒废学业。对这些学生如何“处置”？简单地一“开”了之显然不合情理。学生因沉迷网络被学校劝退，既是做家长的失败，更是学校教育的失败。如果将这个失败的苦果由孩子和家长来独自承担，明显有失公平。

    笔者所在学校是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共同创建的高职院校，学校自办学之初就借鉴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管理模式，实行“末位淘汰制”，而且一直执行至今，在国内高职院校中比较罕见。学院每年都会有两三名学生按“规则”被淘汰出局，但却很少有家长和学生提出异议。原因何在？“过程控制”起了关键作用。

    2009年的某天，笔者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加班，一名柔弱的中年妇女迟迟疑疑地敲响了我的门，显然不想也不敢冒然打扰我。见状，我很礼貌地将她让进屋内，倒上一杯白开水为她壮胆、让她静心。通过交流，我得知她的儿子因贪恋上网，误了学业，被系里“末位淘汰”了。对于这个“有言在先”的制度处理，她无话可说，但由始至终却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怎么平时不告诉我们大人催娃学习呢？”对于这么理性而深邃的问题，我无言以对，我深深地感觉到这确实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正是这句幽幽的抗诉令我永生难忘、常生愧意。也正是这句柔弱的抗诉令学院对“末位淘汰”制度进行了完善，增加了期中、期末与家长的沟通，并将原来的淘汰标准由“一次末位”改成了“连续两学期末位”，健全了“差生导师制”等一系列人性化的制度，强化了过程管理，让暂时迷路的学生找到了光明。

    由此，笔者认为，尽管对学分不达标的学生进行清退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便于扭转一些学生过于松散的学习观念，这既由教育科学决定，也是国外高校一直以来长期实施的惯例。但是面对大批的学生“劝退”，我们确实需要扪心反思，其中有多少学生是败在我们的疏于管理之下？严令之下，我们的“执法”能否更多一些人性化的过程控制？学生劝退应该建立在一个联动性的机制上，这个机制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尽可能细化，做到精致，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在出现问题、“不可救药”之后“大开杀戒”，再将他们理直气壮地扔给父母和不负责任地推向社会。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