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忠

    最新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3）》显示，公众议程设置媒体议程进而影响政策议程，敦促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教育政策的新型政策形成路径开始凸显。这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新迹象、好苗头，值得期许。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政策制定与发布的路径一般是教育主管部门调研、会议讨论，经相关程序形成政策，然后经由新闻媒体公布，公众再遵守的运行模式。这一模式当然不无合理性，问题是造成一些教育政策不接地气，一些政策难以落实和调整。教育决策的非科学性，是当下我国一些教育乱象的源头。

    好的政策是社会中最大多数意志的集中体现，故听取民意、汲取民智，反映民声是科学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常识。但是，决策者从哪些渠道汲取到哪些人群的舆情民意，并将之化为政策才是科学决策的关键。新闻媒体是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舆情机构。过去，新闻媒体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的“上情下达”的角色远重于“下情上传”的舆情民意的集纳角色。这使得媒介议程紧跟政府议程，并左右公众议程，成为我国教育舆情走向的主流态势，也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与发布的常态。然而，新型新闻传播技术的飞跃发展，使每个人都拥有了向社会发声的麦克风。技术革新带来的新型社会信息流通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介生态。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因制度缺陷造成的教育不公的抱怨与维护自身教育权益的诉求呼声，都被微博、微信等新兴的社会化媒体释放出来。这一巨大的舆论压力让教育主管部门改变了传统的决策模式，顺应民意的教育决策成为主管部门的舆论引导策略。比如，媒体对异地高考的长期呼吁、对学术失范的长期关注，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并相继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和最严论文造假惩罚制度。这两项制度的出台引发公众好评，成为教育舆情的热点亦不足为奇。随着类似案例的大量增加，公众议程决定媒介议程，进而影响政府议程的新型政策形成路径由此凸显。

    公众并非智慧的代名词，某些时候会从己出发，视野受限。让公众决定一切，由此形成的政策很有可能未必是好政策。在公众议程、媒介议程、政府议程的相互关系中，有西方学者在西方社会语境中作了大量实证研究，其成果值得借鉴，但若直接拿过来运用，则忽略了中国国情。因此，要让公众议程、媒介议程、政府议程在新型媒介生态下形成良性互动，关键在于要根据中国国情制定三者议程必须各自遵守的守则。具体而言，重视公众对教育问题的理性诉求成分，同情并理解其中的非理性诉求成分，严厉打击网络水军对某些教育问题的炒作，使公众对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能够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将诸多教育问题按照重要程度排序。新闻媒体应遵守职业操守，真实、客观地塑造我国教育领域的整体形象，使公众、政府得到全面、客观的教育国情。教育主管部门应坚守科学决策的守则，按照科学决策程序，尽最大可能地汲取最大多数公众的意志，形成科学、有效、切合教育实际的政策。

    总之，公众、媒介、政府只有各守规则，各取其长，公众议程、媒介议程、政府议程才能在教育决策过程形成良性互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