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古文字诂林》主编李玲璞教授与世长辞。听到这一噩耗，我的眼前不禁又浮现出李先生十几年如一日，孜孜矻矻编纂这部巨型古文字工具书的身影。

    记得1991年下半年，收到李先生回复我的第一封信，信中说欢迎我报考他的研究生，同时也顺便提到他“刚接手了一个大项目”。入学之后才知道，他所说的“大项目”就是今天的《古文字诂林》。

    李先生接受这一重任后，首先面临的是编纂队伍的组建问题。他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主体，特邀中国社科院、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等单位的青年学者组成了20位不脱产人员构成了《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同时还聘请朱德熙、李学勤、胡厚宣、裘锡圭等8位国内著名学者担任顾问。实践证明，李先生对编纂队伍的组建是富有战略眼光的，这是一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学术团队，同时又得到学术顾问和其他专家学者的指导，这为《诂林》编纂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接着便是考释资料的收集工作。编委会经过反复研讨，决定凡海内外所有用中文发表的考释资料均在搜求之列。这是一个工作量十分庞大的任务，李先生将编委会分成几个小组，北上南下，奔赴全国各大城市的图书馆和高等院校图书馆，还同各省市的文博考古单位和专业期刊编辑部保持广泛联系，以期资料搜集得尽量齐备。

    与此同时，为了编纂体例的进一步完善，李先生还带领编委会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召开了多次专家论证会，参加论证的著名学者不下百位，如任继愈、张岱年、李学勤、裘锡圭、周一良等。这么多专家学者如此热心这一项目，除了学术之公义以外，我想也还有朋友之间私人情谊原因。

    编纂体例形成以后，便进入了原始文献的审读阶段。这又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要将二十几个书架的原始文献资料通读一遍，按编纂体例进行取舍剪裁，然后将选中的资料依据出版时间先后进行编排，分门别类装入一万多个相关的资料袋，想想都令人害怕。可是李先生作为主编却身先士卒，承担了与其他编委一样的审读工作，让人感动不已。

    后来，编纂工作又遇到了波折。由于原先没有充分考虑到项目的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和难度之高，项目进行到一半预算就已经严重不足。据李先生的夫人回忆，那段时间李先生心急如焚，回家后常常枯坐在简陋的书桌前，半天不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

    好在经过李先生的多方奔走，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他与上海教育出版社经过多轮磋商，最终达成协议，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投入后期经费，书稿编成后交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先生的脸上重又浮现出开心的笑容，他兴奋地对我说：“连王元化先生都说，没想到你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居然办成了一件大事，救活了一个项目。”

    书稿要出版就面临排版问题，古文字类图书一向因为古文字字形的难以处理和怪字的繁多而被出版界视为畏途。传统的文字学著作大多采用最传统的做法——人工手抄后影印出版。但对于《古文字诂林》来说，那种做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是规模如此庞大，合格的抄手哪里去找？二是人工手抄极易出错，质量难以保证。如何将古文字排版与信息技术结合起来？李先生一直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他找到一家颇具实力的排版公司，联合开发了“古文字字形库及排版系统”，使得《古文字诂林》在古文字的保真度、清晰度以及整体排版印刷效果上都远胜其原始资料，让这套书带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技术难题突破后就进入了图书出版阶段。一两百个装满原稿的纸箱，一万多个资料袋，近十万页原稿，多个校次的校样，在编委、编辑和排版人员之间轮转多次，全仗李先生的调度。

    在出版过程中，李先生力排众议，坚持用古隶定字作为字头。他从每个字的取象发生到成字造义，参验众说，研究字形结构与所表语词的关系，将形体规范、理据充分的秦汉篆书分笔书写，使其笔画化，还要指导排版公司一一造出，笔画不能有丝毫闪失。在后来的总结文章中，李先生指出，这是要“在中国字样史上，为古今文字的演变架起一座桥梁”，我辈“偷懒主义者”才明白这是他将自己的学术理想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在学术上，李先生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

    《诂林》面世后，鲜花和掌声纷纷涌来，新闻媒体赞誉道，这部书“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标志着上下三千年历史中各类古文字形体的集大成，也标志着千百年来历代学者关于古文字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同时，通过《诂林》的编纂，李先生也带出了一支迅速崛起的学术队伍，脱胎于学校“文字学研究中心”的“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异军突起，成为国内文字学学术研究的重地。

    可是，面对这些荣誉，李先生却退隐了。他从来就是一个淡泊名利、醉心学术的学者，本着“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理想，毅然放下了自己对于文字学理论研究的宏大计划，全身心投入到《诂林》的编纂工作中。这一放就是15年。要知道，这15年对于一个以自己独创的字素理论在文字学界崭露头角的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如今，终于功德圆满，他又可以重拾15年前的梦想，躲到“象牙塔”中去重构字素之梦了。

    2007年的一天，已身患癌症的王元化先生将李先生请到他的住所，用带着询问的口气说道：“《诂林》是编好了，可卷数太多，那是专业人士用的，一般人买不起。你们能不能在《诂林》的基础上再编一部精要、易懂、实用的简编本呢？”面对这样一位一直关心、支持《诂林》编纂工作的老先生，面对这样一位身陷沉疴仍在关心学术普及的老学者，李先生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试试吧。”李先生轻轻地说。声音虽然是轻的，却仍然掷地有声。为了这句承诺，李先生再次放下自己的研究，投入到简编本的规划中。再一次因为古文字的因缘，我与李先生的联系又密了起来。记得那几天，不知道电话中讨论了多少次，最后还是李先生拍板，“就叫《古文字释要》吧”。

    李先生又思索再三，定下了编纂体例。一条条、一项项，都是从一般读者的需要着手，贯彻“精要、易懂、实用”的原则。然后，我们几个参加编纂的人进行了分工，一有问题就去向李先生请教，每隔几周都要去李先生窄小的办公室开会。这时我注意到，一遇到天气变化，李先生就咳个不停，并且有时感冒几个月都不好。后来，李先生已经很少出门，他打电话让大家把书稿送到他家，他一边吸氧一边看稿。看着李先生指着书稿的瘦瘦的手指，看着李先生戴着鼻氧管说话时吃力的模样，我不禁悲从中来。

    李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终于住进医院。我去医院看他时，他尽管说话困难，却总试图与我谈《古文字释要》的进度问题。有一段时间，他病情比较稳定，还提出要看校样。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古文字释要》早日面世”。就在那年年底，书出版了，我在第一时间把书送给李先生。李先生十分高兴，硬撑着坐在病床上，把《释要》放在面前，左端祥，右端祥，就像在看一件稀世珍宝一样。为了报答亲友的关心，他还想亲笔签名，可是因为无力握笔，那几本书直到最后仍然静静地躺在他的床边……

    李先生过世后，许嘉璐先生发来的唁函中称，李先生“黾勉勤劳一生，所奉献于世者，学林将永铭之”，可谓知者之言，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