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从课堂走出来”，是本报未来教育家论坛（2011）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与会专家和代表展开了深入讨论，获评为本报2011年度全国十佳现代校长的江苏省如皋市安定小学校长朱爱华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校长是否需要一线教学或者是否应该是个教学能手，也就是校长岗位的角色理解和定位到底应该是怎样一个维度，长期以来一直是很多校长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以为，当下关注“校长教学力”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和应然性。

  应然性：从行政领导到专业领导

  客观上，很多校长总因行政事务太忙而无法顾及一线教学，社会对于校长的认定似乎也更重于行政力，而对于他是否是个好教师往往是淡化的，甚至是忽视的。

  这个问题又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我们国家规定校长必须上课，这是在强调校长必须是有着较高教育思想的专业教育工作者，这更是“教育家办学”的一个根本前提和保障。

  其实，苏霍姆林斯基早就有过论述：一个好校长，首先应当是一个好组织者、好教育者和好教师。他说，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他还说，对一个有经验的校长来说，他注意和关心的中心就是课。你看，好教师和思想上的领导将课作为关心的中心，无一不在告诉我们校长的专业领导有多重要。

  历史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杰出的榜样：朱熹、胡瑗、杜威、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等，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校长（书院院长），而他们同样也是杰出的教员。如果游学时代也可以算作的话，孔子、苏格拉底的教学力是没有人愿意否定的。

  李希贵先生说，“学生第二”，也就是说“教师第一”。我以为一所学校，“校长第一”，这绝对不应该是指其在学校的行政位置，而是指他应该是教师里综合力最强的，尤其是必须具有第一的教学力。美国著名课改专家、国际课程研究促进协会副主席小威廉·多尔先生就曾经是一位校长，他丰富的思想、杰出的智慧让我们崇敬，然而让我最敬佩的是他和夫人如此高龄依然行走在研究与思考的第一线，探索教育的真谛。所以说，学术界把学校管理的重要视界聚焦“课程领导”而不是“行政领导”也就不难理解了。

  示范性：从行政权威走向专业权威

  人们常说：一位好校长，可以带出一个好学校。毋庸置疑，校长因为其惯有的核心位置而使得他的影响成为双刃剑，因为他往往是老师们效仿的榜样。因此，作为校长，我们要最大化地将“专业示范性”用足用好。

  校长需要确立自己的教学主张。纵观全国，我们会发现有太多的优质学校，校长往往身先士卒，是学校教科研的领头人，甚至是很有名望的特级教师、学者专家。这样的校长往往更具引领力。比如，10多年前我开始探索如何打通学科关节，发挥联通效应，现在我校在活动单导学模式下，大力推行学科融通的教学思想让很多老师认同，对于中国为什么培育不出创新人才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校长需要提升教学研究的团队。校长的一线教学研究，很容易促成两支研究队伍的形成：非正式教研共同体和正式教研共同体。这些团队形成的最大好处不在于使校长的教学力提升更快，而在于推动了整个团队对于相关问题的集体探讨和思考，提升了团队的整体素养。以非正式教研共同体为例，比如，我执教全国公开课《如梦令》时，会带动一拨人探讨李清照和她的作品，研究如何让学生学好，让他们走近李清照。再如，最近我校每周一的政治学习，首先就是全体教师抛观点主题沙龙，10分钟的头脑风暴让我们饱享来自240多人的智慧，是那么迅疾和酣畅淋漓。凡是管理者都知道：这种碰撞提升力，正是校长所需要的。

  当然，在碰撞研讨的团队中，校长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有思想有见地有质地的那一个，很难想象，如果多出一些小威廉·多尔先生来，教育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校长才会使自己更具权威性和领导力。

  共生性：从管理走向共创

  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南京师范大学冯建军博士说：教育必须以“人”的方式来认识“人”。而我认为，校长必须以教师的角度来理解、提升教师。其中，最至关重要的是解决教师的内心问题。只有蹲点一线，校长才容易走进教师群体的内心，才可能与他们融合，才可能推心置腹、荣辱与共，才可能真正了解教师，从而实现共生。

  只有蹲点一线，校长才能发现一些教学现状和课程资源。比如，小到教学进度、难点把握，大到课程资源的发现、整合和运用，只有这样，校长才能明晰、形成共同前进的目标，从而推进学校可持续创新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说：校长要成为“革新的课程领导”，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校长注重教学力的提升正是应对“革新的课程领导指标”。目标“管理式领导”其实很容易被“管理”两个字所累，目标“教学力提升”也许是最贴近教师管理的一个重要路径。拥有教学力的校长一定会早早收获满满的领导力，当然，这样的校长会很辛苦，也会不怕苦，我相信校长们都有同感。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皋市安定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