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尼采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课堂也是，作为课改的前沿阵地，课堂承载着教育人的希望与梦想。一年的光阴，课堂教学改革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有哪些收获值得盘点，有哪些经验需要总结，有哪些困惑还需要追问……在回顾与展望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教育的名义，向课改年代的行动者致敬！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曾说过，“我生下来是很聪明的，教育把我给毁了”。如今，这样的教育依然在重演。那些被冠之以“坏孩子”和“问题学生”者，可能恰恰是“坏教育”和“问题教育”的牺牲品。这种“坏教育”扼杀着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教育下的课堂无疑成了孩子独立思维的屠宰场。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这个“坏教育”的受害者，又何尝不是这个“问题教育”的制造者和加固者。值得追问的是，今天，从学校走出的莘莘学子又有多少是这种“坏教育”的幸存者。

  好在总有仰望星空的人，好在总有人去擦亮教育的眼睛。一直以来，我们又常常被那些改革者、探路者的梦想和行动所触动。因此，每每在回顾与展望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以教育的名义，向课改年代的行动者致敬。

  教育，往往是变革年代社会关注的热点；而课堂，则承载着这个课改年代最丰富的表情，是课改的晴雨表。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教育表情，每个年份也都有组成时代教育表情的典型事件和现象。2011年之于课改人，无疑是值得关注和铭记的一年。

  这一年，课堂改革继续保持应有的活力与张力，行走在“课改”旅途的队伍日益壮大，新的经验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也不断显现。好在越来越多的课改人已经明白，没有问题的课改不是真正的课改，课改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的循环中走向进步的。

  这一年，教师观念的转型使课堂的坐标继续位移，从“教中心”向“学中心”位移，从“师中心”向“生中心”位移。

  这一年，在实践领域有太多具有观察价值的课改案例和课改现象。当我们对过去一年的课堂改革加以观察和盘点的时候，我们更愿意选择以“追问”的方式。

  十年课改贡献了什么

  在过去的一年里，“课改十年”成为一个关注的重要主题，不少教育专业媒体不约而同地借此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十年课改，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为纽带的整体性实验和推广，产生了“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影响。有专家评价，这是“一份引起国际教育界巨大关注、赢得各国课程界同行广泛尊重和普遍引用的课程标准文件”。

  十年课改，人们发现，课改需要回到“改课”上来寻求新的破局。过去关注“教”的铁律被颠覆，保障学生的学习权成为共识，相信学生成为常识。日本教育学会前会长佐藤学在《学习的挑战》一书中说，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并不在于“上好课”，而在于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给学生提供挑战高水准学习的机会。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说：“我们的基础教育面临一场变革，改革的核心是要把学生的快乐成长、健康成长作为教育的基本任务，使教育从成人为学生设定的生活回到学生自己的真实生活。”

  十年课改，我们看到，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已通过具体的课堂设计和操作流程变成现实。其实，这也正是课堂革命的全球图景。课堂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学习方式的变革，旨在保障每一个儿童的学习权，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十年课改，让我们真正认识了学生，发现了学生在课改中的价值。实际上，“学生是最值得信赖的改革伙伴”，是最值得开发、利用的课程资源。越来越多的课改实践证明，学生可以成为推动课改的最有力的力量，学生比教师更愿意接受新事物，接受新的学习方式，“学生甚至可能比教师更快地领悟课改的愿景”。

  杜郎口在关注什么 

  在2010年的课堂教学改革年度观察中，我们关注了媒体围观杜郎口的现象。2011年，杜郎口同样是媒体追踪的热点。这一年，杜郎口中学校长崔其升和他的学生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录制现场。国务委员刘延东一行视察了杜郎口中学，并对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给予了肯定。

  我们说，杜郎口是中国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她贡献了很多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那么，今天的杜郎口又发展了什么？杜郎口人在关注什么？杜郎口靠什么继续她的发展？这些都值得细细品读。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发现，作为杜郎口的掌门人——崔其升一直在强调与“人”有关的教育主题。在崔其升的教育言说中，谈得更多的是“尊重”和“尊严”。在他看来，让学生在课堂上赢得尊重比什么都重要。他常说，“课改不是意味着教学成绩的提升，而意味着教育工作者的人生和命运”。“我觉得教育的本质不是学生学了多少知识，考了多少分数，而是积极进取、勇于探索、超越自我等内心品质能够被激发。这些才对学生的终身发展起关键作用”。他认为，学校及教师首先要有正气，工作就是人品，表现就是道德。不能把工作视为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工作其实是人格的写照，是品行的一种反衬。把工作上升到一种做人、修养、品格，这才是抓住了根本。教师只有在做人上加强修养，反复地去推敲、思考、提炼，形成高尚的道德功底，那么做事时就能将低俗的趣味摒弃殆尽，无私无悔。

  一切基于人，关注人，把做人放在了学校教育的核心位置。我想这不是崔其升在刻意地故弄玄虚，而是他追求的一种境界，更是杜郎口发展的需要。

  “讲与不讲”是个伪问题吗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教师报》先后推出了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和北京十一学校特级教师王春易两个“课改人物”。

  本报2011年第二期以《李镇西突破》为题推出了特别报道，9月份，本报又以《王春易：从讲到不讲的华丽嬗变》为题，推出了王春易的教学转型案例。关注王春易的不仅仅是《中国教师报》，同时关注她的还有《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基础教育课程》等全国主流教育专业媒体。

  无论是李镇西还是王春易，他们都曾经是在课堂上“口吐莲花”、深受学生欢迎和一线教师追捧的名师，名师之“名”都指向于“讲得精彩”，“讲得精彩”让他们赢得了无数荣誉。但是在新一轮的课堂教学改革中，他们都“弃教从导”，竭力“控制自己的嘴巴”，经历了各自职业生涯的一次蝶变，率先成为新课堂的践行者和建设者。名师一旦过于相信“讲”的力量，就可能对学生的学习力造成破坏。但是，实践中有太多的人过于迷信“讲”。

  在新课堂建设中，李镇西和王春易敢于从头再来，让教师的“教”真正服务于学生的“学”，这是一种胆识，更是一种必然选择。他们转型的主题都基于“讲与不讲”。从“讲”到“不讲”，李镇西和王春易完成了他们教育思想和教学行为中最为重要的嬗变。

  在很多人看来，“讲与不讲”可能是伪问题，或者说，“讲与不讲”本不是个问题。但是，正是这个无需选择和争辩的常识，却直击了课堂教学的本质。

  李镇西和王春易的转型传递出一种课改判断：讲明白了，并不意味着学生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并不意味着学明白了。同时也告诉我们，并不是那些低效的课要改，不是那些薄弱学校要改，而是那些以教师自我为中心的课都要改。因为这样的课是以牺牲学生的利益为基础的。

  课堂最终走向哪里

  课堂改革的繁荣景象，让学校教育呈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面对实践领域如火如荼的课堂改革，课改人需要厘清的是，课堂改革的下一步如何走，课堂最终要走向哪里？国家督学成尚荣曾撰文说，课改要“回到这里”，回到人的发展上。它超越了知识，更超越了分数，它让学生真正像学生，让教师真正像教师，让师生拥有生命，拥有思想，拥有智慧，拥有个性。当回到人自身发展的时候，课改包括整个教育就有了神圣和幸福可言，就会永远奔向那明亮的远方。

  这样的追问在一些课改学校同样得到了回应。2011年10月26日，本报以《课道》为题报道了安徽铜陵铜都双语学校的课堂教学改革。该校提出了“课道”一词，“课道”概念的诞生把课改所倡导的文化主张都表达出来了。他们把课堂教学提升为“道”，我们认为这对中国教育是一大贡献，意味着课堂教学对“术”的超越，意味着课堂改革要追求顶层设计，要有全新的文化追求。

  在本报推出的《县中新象》特别报道中，陕西宜川中学副校长蒋永升对未来课堂做了这样的描述：未来的课堂必将是一个学习共同体，是一个知识的凝聚场、生成场和创造场。教师在课堂上，是为每一位学生的自主成长创造环境、条件和生态的那个人，而非知识的贩卖者；未来的课堂将是以学生和教师为核心的双主体课堂，是交互式双重中心模式，学生的自主参与体验构成课堂主体中心，教师的引导点拨提升构成课堂主导中心，两个中心交互式动态影响，构成交互式师生双中心自主课堂。学生和教师将在双向互动、双向交流、双向影响中共同享受成功的快乐和自身能力的成长。未来的课堂将会出现多种形式构建课堂，多种渠道生成知识，多种层次成就学生的局面，每一位师生都将获得有效发展和自然成长。

  高中是课改的“雷区”吗

  高中一直是课改的“雷区”。升学率犹如悬在高中校长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校长们不敢轻易触动高中课堂。

  今天，我们不缺乏话语上的批判与对抗，但缺少行动和实践层面的建设。我们都知道高中教育存在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改变，在升学率这个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每一个人都可能选择“明哲保身”，都可能选择“退而求其次”。升学率更像肿瘤一样时刻威胁着教育的整个肌体。以至于有越来越多的人疾呼：高中这一课改堡垒何时才能被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