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10年，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率先提出学习的“神经活动编码一致性”理论，撼动了西方“编码变异假说”的根基，实现了中国脑科学“世界一流”的夙愿。

    ■本报记者 刘博智 实习生 陈少远

    为人脑绘制一张“地图”，从中按图索骥，找出每一种人类活动对应区域。在这场马拉松式的“巨型工程”面前，西方国家已遥遥领先，而我国才刚刚站上起跑线。

    10年前，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刚刚成立，缺兵少将，粮草匮乏。美国专家来访，评价科研水平至少落后他们10年。

    弯道超越，平地惊雷！这座貌不惊人的小楼和工作于此的科学工作者的创造每每让来访者称奇——短短10年，原来的“跟班”成了“先锋”，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率先提出学习的“神经活动编码一致性”理论，撼动了西方“编码变异假说”的根基，并以每年平均200余篇SCI/SSCI论文的成绩独领风骚于学界。这里不仅实现了中国脑科学“世界一流”的夙愿，同时证明了一种科研机制的创造力。

    掀开“黑匣子”的那条缝

    在实验室的午餐会上，大家端着饭盒，七嘴八舌，一串“炮仗”在饭桌上炸开来。

    “你这个问题我早就撰文论述过了，你可以找来看看，试着从神经元的角度去理解人的记忆。”研究人的学习和记忆的薛贵教授刚刚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疑问，就被研究更微观的神经元的实验室主任李武教授“鄙视”了。

    这样“鄙视”，不是来自研究成果“略胜一筹”的自豪感，而是来自学科互补、碰撞出新思维的兴奋感。

    会后，薛贵找到了李武，希望能跟他合作，从基因、脑、行为角度去研究人的学习行为，一项涉及到4000人大样本的合作研究计划就这样在饭桌上孕育出来。在实验室，学科间的“水乳交融”成了新常态。年会、午餐会、专题讲座就成了不同学科的科研教师扩大视野、寻求学科合作的契机。但在成立之初期，实验室只能依靠以北师大传统优势学科认知科学作为“单腿”支撑。

    2007年，李武结束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教职加入实验室，来时他身负着补足实验室在神经科学上的“短腿”的重任。

    为啥要补上神经科学，心理认知科学“两条腿走路”呢？李武告诉中国教育报记者：“传统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大脑是个‘黑匣子’，心理认知科学虽可以总结出很好的理论，但由于缺乏科学工具，始终不能把‘黑匣子’打开，神经科学则是一柄照亮黑匣子的火把。”

    虽然大家分工不同，但共同的目标就是“打开黑匣子”，从青少年脑科学研究入手，洞悉人类大脑运行机理，以此提升人脑认知与学习能力。

    在实验室教师薛贵看来，“如果把脑机制研究比作一条河，从最上游的神经元研究，到最下游的宏观行为研究，每个研究领域都是既关联，又流动，需要从理论到技术的精密配合”。

    协同，协同，协而不同。在这个跨学科融汇的实验室，翻开研究人员的简历和研究兴趣，学科“跨度”大得让人瞠目，心理学、教育学、认知神经科学、分子遗传学、神经生物学……

    多学科的融汇就像原先航向不同、流速不一的河流交汇，聚成一池活水，为了聚合“活水”，实验室也做了各种尝试。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王耘说：“我们鼓励学科之间的合作，对于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申请课题或者合写论文我们都有相应的奖励。”

    这里没有院士，也没有功成名就的大牛科学家，85%的研究人员都在45岁以下。李武对这个团队的定位非常清晰：“我们不是雄狮，而是群狼。”就是靠着“群狼”配合，他们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然而，更让李武欣慰的是，人类大脑的“黑匣子”，他们已经掀起了一条缝。

    “任性”地做科研

    乍听之下，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可以用时下最热的4个字来形容，“有钱！任性！”

    在这里，教师不用为课题经费犯愁；在这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而没有论文的“紧箍咒”，即使一篇论文不写也没关系。

    如果把这两句话展开，就是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实验室迅速崛起的秘诀：“一切围着科研转”的科研支持体系，让这里的教师可以心无旁骛做大事。

    从哈佛博士毕业回国的教师毕彦超曾遭遇过两年没有国家项目经费支持的时期，实验室用20多万元的主任资金支持她的研究，解了她的燃眉之急。实验室鼓励科研人员“眼睛盯着远方，做大事”，一些教师筹划长线课题，无暇顾及普通课题的申请，闹了“粮荒”，实验室统筹各个渠道经费，设立主任基金，为主要研究人员提供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

    “只要教师的项目是长期、系统的创新性探索，我们就不遗余力地提供经费支持，不让他们为获取经费资源支持而浪费时间和精力。”王耘认为，对教师的经费投入走出传统体制的窠臼，是实验室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

    在高校传统中，年轻的科研人员要挑大梁，往往要经过“师带徒”的考验，还要面对历时漫漫的晋升体系，少则5年、长则10年。行政、职称绑架科研的沉疴，让这些“活水”到了出头之日，早就变成一滩死水了。

    但在认知实验室，论资排辈早已成为过去。这里有一批年轻教师尽管还是讲师职称，却可以享受和教授一样的工资待遇。因为足够的期待、信任和宽容，这批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教师挑起了实验室发展的大梁。

    实验室为科研人员解开的另外一道枷锁就是论文“紧箍咒”。

    论文评价如同“记工分”，将研究人员大量的精力都消耗在生产无用的“学术垃圾”上。但在认知实验室，有人不发一篇文章，仍可以获得经费投入的支持。“今年没出文章，明年没出文章，我们都不在乎，只要他在做有意义的研究就可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董奇说道。

    王耘说：“我们在科研、公共服务、筹资、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分类评估，不是只用论文一把尺子。”为此，实验室组建科学咨询委员会，由不少于6名国际知名专家组成，不再设定硬性的论文和经费指标，而是对研究的前沿性和系统性进行综合评价。

    和科研人员的“任性”相比，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每年年终述职时，行政副院长任萍都很焦虑，害怕科研教师们的公开“开炮”，因为他们要对自己的服务进行打分。

    “从疏通壅塞水池的杂物到经费报销，他们就像挑夫，卸下了我们科研老师身上科研任务之外的诸多包袱。”薛贵认为正是这种科研管理体制，他们才能轻装上阵，更加集中、纯粹地从事科研。

    发掘教育的“国家宝藏”

    “为什么我们的心理测量工具都是国外的，中国的孩子为啥要用国外的‘尺子’来测量？”做了这么多年儿童心理学研究的陶沙教授始终有个感觉，自己的研究是踩在了棉花上。

    不仅如此，中国青少年心理发育基础数据建设的缺失，让很多研究都是摸黑行进。陶沙说：“很多有关儿童发展的研究都是在大中城市开展，我们难以准确把握中国2.6亿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育到底在一个什么水平上？”

    人的身体发育可以用各种工具和标准来准确测量，那么心理呢，心理发育的“身高、体重、肺活量”是什么？

    为了找到中国青少年儿童心理发育的测量工具、基础数据和常模，2006年10月，董奇与林崇德教授牵头开展了我国第一项具有良好全国代表性的“中国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采集95765名儿童青少年及其抚养人的心理数据，调查样本覆盖我国31个省份。

    但收集将近10万名儿童青少年和10万名抚养人的数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数据采集，最困难的不是学生，而是家长。大部分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父母不一定能来，就让爷爷奶奶来了，老人们相当一部分还不识字，或者不会说普通话。有的家长离住宿学校较远，只能趁着赶集的时候，集中到校填写。而在城市中，很多家长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问卷调查。”项目的核心成员之一王耘回忆起当初仍然感慨万千。

    如今，这份我国第一个“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国家数据库”和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常模，已经在科学研究、国家和地方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得到大面积应用，提交的多份政策咨询报告也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

    美国研究中心副主席马克·史奈德评价这个项目是“理解儿童发展和改进中国教育系统的国家宝藏”。有了这个宝藏，家长就不需要在花上几千元做那些并不适合中国儿童的测试量表；有了这个宝藏，研究者就有了“度量衡”；有了这个宝藏，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就有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