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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和县教育局局长王忠在“课改中国行”宣讲活动上即兴发言时，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改革的抓手是什么？学生在校时间的大多数在课堂，应试教育的“苦果”也是在以讲授为中心的课堂结出的，课堂才应该是教育改革的最终落脚之地。中国教师报所倡导的新课堂实现了从“讲”中心到“学”中心、“师”中心到“生”中心的巨大转变，这是对师生的极大解放，生命只有在这样的课堂才能拔节，人性在这样的课堂才能彰显。这为西和县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现实蓝本。

 “课改中国行”4路大军一路走来，收获最多的就是课堂教学改革层面的成果经验。安徽省阜阳市成效中学，是一所刚刚创办不到10年的民办学校，近年来通过课堂教学改革使学校成为当地最热点的学校之一，每年生源爆满。

 天津市宝坻区育英中学始建于1994年，原属于天津重点中学宝坻一中的初中部。2006年7月，育英中学与宝坻一中脱钩，成为宝坻区唯一一所体制改革的高中，独立办学，面向全区招生。让人担忧的是，学校生源都是别人掐了几层的尖后剩下的，学生中考分数甚至比周围学校低50分，而教师队伍的教学经验整体不足，以前一直教初中，没有教高中的经验，教学方式也比较落后。

 临危受命的校长赵春玉酝酿着，如何才能让这所高中校起死回生。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如果按常规的课堂模式，效法其他高中校的普遍做法，那么，我们会在竞争中输得很惨，更谈不上学校的发展。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建立有效课堂教学模式，以确保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尽管高中推进课改难度很大，但育英中学还是取得了不俗成绩。学校是从2009年高一第二学期开始教学改革的，而这一届学生的高考成绩不仅超出了外人的想象，也超出了学校的想象。尤其让赵春玉欣喜的是，课改之后，差生大幅度减少，中等生在增多，优等生的增加更为明显。

 “实施教学改革的4年是不平凡的4年，4年中我们既有接受新理念洗礼阵痛中的欣喜，也有探索新课改模式收获中的辛酸。正如许多学校老师所说，面对新课改，我们曾经豪情满怀，也曾经犹豫彷徨，但我们毕竟走过来了，而且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赵春玉说。

 作为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赵春玉特别强调，改革和升学率不是对立的，相反是统一的，真正的改革是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升学率的。

 领军人物的价值

 每一个区域教育成功探索的背后都有一个智慧的操盘手、一个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正如区委书记李南沉和教育局长李志宇之于安阳殷都课改一样，他们是区域教育变革的决策者、引领者和直接推动者。关注领军人物绝不是在有意夸大个人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在不断创造着让人激动不已的奇迹，他们在默默践行着人们期待已久的教育理想。

 在调研采访中，无论是江苏如皋的“活动单导学”，还是福建大田的“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我们所关注的区域教育典型经验的背后，不仅仅是理念与方法，还有改革者的责任与态度、理想与热情。

 甘肃省西和县教育局局长王忠上任伊始，就倡导全县学习以杜郎口中学为代表的先进课堂教学模式经验。他坚信，学习本不应该是苦的，学习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能让人感到愉悦的事情。教育，让孩子考上大学没关系，因为“360行，行行出状元”，而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成为“状元”提供最大的可能。他说我们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是谁？首先是学生，其次是家长。我们做老师的首先要问问，学生对我们的课堂满意吗？他们在课堂上快乐吗？

 江苏省如皋市教育局局长金海清，是一位力行课改的领军人物，他领衔主持的“活动单导学”教学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推进课改的日子里，听课成了他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他推进课改的重要手段。在他的工作笔记里记满了在听课和调研中发现的大大小小的课改问题，比如不会设计活动单怎么办？村小推进课改滞后怎么办？教学常规怎么抓？这些问题就是通往课改成功彼岸的路标。他常说，当一名好老师，受益的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当一个好校长，受益的是一所学校的学生；而当一名好局长，受益的则是一个区域的学生。

 兰州市教育局局长何泳忠是一位有思想、有智慧，同时肩负使命、心怀教育理想的教育主政者，从他的专著《教育的理想与行动》中，我们读出的不仅仅是智慧、思想，还有责任与良知。在他的领导下，以爱心教育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兰州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区域亮点频出。

 课改呈现“农村包围城市”态势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多数课改成功的案例来自中小城市和乡镇的普通中小学校。有人认为，课改正在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在调研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村地区的教师对课改普遍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与此同时，来自于农村学校的课改经验很多，尤其是课堂教学改革方面的经验更具颠覆性和彻底性。这样一种现象背后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穷则思变是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地区改革的心理基础，农村学校普遍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多年来，大批优秀教师流向县城，县城的教师流向城市，城市的老师流向南方或者沿海城市，与此相对应的现象是，大批学生也呈现这样的流动趋势，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空壳学校”。改革是农村学校和落后学校拓展生存空间的唯一选择，农村学校只有通过课改发展自身，才能赢得尊严，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只能是等待死亡。

 相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城市名校的改革动力则明显不足，因为城市学校有高标准的硬件设施，有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生源，即使不课改，学校的质量也不会很差，当面临可改可不改的选择时，选择不改是理所当然，因为改革是有风险的，可能要付出代价。

 8月20日晚，本报论坛围绕这一现象进行了讨论，网友魏建胜认为，主要因为城市学校掐尖，尖子生都被掐走了，农村学校要发展，就不能靠尖子生了，只有靠改革谋得一条生路，而在城市学校，尖子生恰恰培养了老师的改革惰性和学校发展的依赖性。

 网友独孤九剑认为，城市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师待遇和学生素质都是一流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金字塔的塔尖，无论使用怎样的教学方法，成绩都是一流的。要名得名，要利得利，呼风唤雨，四平八稳。如此这般，还搞什么改革啊？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更何况，他们还面临着办学经费短缺、生源向城区疯狂流动、办学环境日趋恶劣等不利条件，不改革不仅仅是无法守住自己阵地的问题，而是随时会被城市学校边缘化和消灭的问题。

 志愿者刘波认为，家长可能是城市名校课改最大的阻力，我们教育人需要引导家长，而不能一味迎合家长，否则课改无法进行。

 “城市和农村课改的起点可能不同，但农村学校，社会关注度小，恰恰也给老师、给学校以一定的发展自由空间。”网友熊振鸿说，“古人说，穷则思变。无论当年的南湖红船，还是小岗村的血指印，都代表着时代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洪流。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教育作为课改的破冰者和引领者，必将代表中国教育的新生力量和改革方向。”

 没有问题的课改不是真实的课改

 “好得很”与“糟得很”是此次“课改中国行”活动中专家和编辑记者感受到的两种极端的情绪。在调研采访中，我们不仅发现了很多典型的课改经验，也收集了一线教师在课改过程中遭遇到的困惑。

 在庞大的评价体制面前，一所学校或一位教师的力量的确太渺小了。每一位想课改和正在课改的教育者都面临着这样的困惑与无奈。

 8月1日，“课改中国行”杭州站活动举行，在任永生局长报告的互动环节，一位特级教师对任永生局长关于“要推翻教育功利主义、本位主义、僵化模式这三座大山”，建设新课堂的理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评价机制不改，所有的理想都是浮云，所有的理念都是空谈，所有的改革都只能是有限改革。谁能为我们一线教育者扫除这样的课改障碍？

 这可能代表很多教师的担忧和情绪。在8月2日宁波站的采访座谈中，有不少校长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不少一线教师一致认为目前新课改的最大困难是评价制度。

 实施新课改后，课堂活跃了，学生成了教学过程中的主角，教师的教学理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新课改为中小学教学带来了全新的气象。但遗憾的是，最终的评价方式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也有老师在座谈中说，新课改需要一个全新的、多元的评价制度作支撑，可事实上，这几年，中考也好，高考也好，虽然评价制度改革也迈出了一些步子，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课改的进行。“分数是检验课改成败的关键。在当今应试教育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一所学校一次失败，很可能几年都不能回头”。

 在不改变现在考试制度的情况下，能不能实现既提高学生素质，又让学生有应试能力，这样鱼与熊掌兼得的教育？杭州市卖鱼桥小学用实践予以了回答。卖鱼桥小学开设的课程比一般学校多了9节课，多出来的9门微型课，有的是15分钟，有的是20分钟，内容涉及硬笔书法、口语交际、数学思维等。之所以多出这么多课，是学校在对国家课程校本化的过程中，每节课缩减了5分钟多出来的。而每节课能够减5分钟，靠的就是教师精讲精练，提高课堂效率。

 课改与分数不是矛盾、对立的，分数是课改的副产品。传统课堂可以赢取分数，但是，采取的是越过“成人”直接锁定分数的方式，我们的孩子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太大。应试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以不人道的方式来实现应试的目的。应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课改可以大张旗鼓地谈分数。当年的南京高考之痛，并不说明课改本身有问题，而是课改学校的具体操作出了问题。那些靠拼时间，拼体力，通过死抓，抓死，往死里抓的方式换取分数的人是可耻的、可悲的。

 课改同样存在“只打雷，不下雨”，“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天津育英中学校长赵春玉认为，关键还是很多人的观念没有改变，有对课改的麻木心理、恐惧心理，更有空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