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课改报告 ——中国教师报“课改中国行”公益宣讲和采访调研活动记录 □ 本报记者 雷振海 李炳亭 褚清源 康 丽
赵春玉在座谈中列举了课改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改革需要改革者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要有新的科学教育教学理论基础,才能真正理解课改的目的、意义以及过程和要求,才会在理解的基础上有自觉的改革行为。但就现实而言,我们有多少人,包括教师、学校管理者、行政管理者,脑子里有这些理论呢?在功利教育的大环境下,谁去学习和研究这些理论呢?就教师来说,改革需要更多的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需要更宽泛更渊博的知识,包括专业知识,也包括相关学科的知识,还包括更多的社会知识。但我们的教师有吗?多少年教学教下来,知识不是越教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为一本教材,一本教学参考书,一本总复习就已经够了。教来教去就剩下三本书了。这种底蕴空虚的状况,别说不想改革,就是想改,用什么去改?那些领导用什么去指导改革?”
尽管有这么多问题,但赵春玉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上想不想改革,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而就学校内部而言,制约着教学改革最主要的瓶颈问题则是两个:一是教师的观念问题,二是教师的底蕴问题。没有观念的转变,教学改革就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方向,改革就会陷入盲目和流于形式。没有一定的底蕴,教师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和驾驭新课程,教学工作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达到新课程地目标和要求。
“有人说目前我们的中小学教师是‘三不’加一‘不’的教师,‘不学习、不研究、不合作’,‘不合格’。虽然听起来很不入耳,但细想想,还真的差不多。”但赵春玉认为,这些是历史造成的,主要是体制问题。而面对新课程,要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我们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努力培养自己的学习意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教育局副局长毛志挺曾撰文指出,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教育改革出现了疲劳现象。多次的教育改革进展不大,常令老师们失望并被弄得稀里糊涂,其中也包括教育改革内容繁杂,消耗了老师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教育改革流程的快速推进,使老师们对最新的改革是否会持久深表怀疑,也有不少教师成为了课改的“看客”。正因为本来应该成为主角的教师成为“看客”,使得课程改革在推进上遭遇了很大的阻力。
课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只要有实践就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有行动。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没有通过实践而预设的问题有许多都不是问题。
江苏省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对改革曾作出这样诠释:小改革,大困难;大改革,小困难;不改革,更困难。这一观点值得那些观望课改的人们深思。
课改拒绝“傲慢与偏见”
课改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教育者对课改的“傲慢与偏见”。在“课改中国行”宣讲和采访活动中,有校长对课改表示不屑,有校长对课改抱怨大于行动。
在那些应试教育的重灾区,校长和老师的观念还停留在课改的初级阶段,对一些基本的课改理念尚存在理解错误。
课改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是非题,不课改或假课改早晚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对于课改而言,我们无须求证我们不能做什么,无须为不课改寻找种种理由,而应该求证我们能做什么,能怎么做。
我们在评价一所好的学校或者一种好的教育时,通常有3个标准:一是有没有分数或质量,二是分数或质量是怎么来的,三是在分数和质量之外还给了学生什么。这3个标准告诉我们,没有分数过不了今天,只有分数过不了明天。追求分数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赢得分数,是通过挖生源的墙角,通过拼时间、拼体力换取的“黑色分数”,还是通过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解放学生的学习力来赢取的“绿色分数”。
反观今天一些地方,分数成了教育的GDP,因为过于追求分数,我们把教育做成了教学,把教学做成了应试,把应试做成了分数,进而把分数上升为一种恶性竞争。更为可悲的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教育有问题,但却鲜有人敢于改革;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却少有人去行动、去实践。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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