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

  ——夏丏尊

  ■方克立

  上虞好山好水的游览佳境很多，但非去不可的地方，当数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那里是先父母的恩师夏丏尊先生和朱自清、丰子恺、李叔同等文学艺术大师执教和居住过的地方，在中国教育史上久负盛名。

  进入中学校门不远，就是“春晖三贤”——陈春澜、经亨颐、王佐的铸像。他们三人在创办春晖学堂和春晖中学的过程中贡献甚巨，没有他们的合力开创之功，就没有该校后来的百年辉煌。穿过新校区，经由老图书馆改成的校史陈列馆，从老校门出来，过了春晖桥，就是春晖名人园。这里背靠象山，面对白马湖，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想想多年前在这里一代文星比邻而居，在我们眼前就会呈现出一幅自然美与人文美交融的画卷。

  名人园最东边是夏丏尊先生的故居“平屋”。这其实是一幢极平凡的普通住宅，是夏先生1921年决定来春晖任教后自己出资建造的。在他的名文《白马湖之冬》中这样介绍平屋：“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橼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文章活灵活现地写出了旧中国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这还是条件较好的、有自己住屋的导师级人物的生活状况。取名“平屋”，不仅因为它是平房，而且寓有平凡、平淡、平实、平民住屋之意。在夏先生看来，“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东西却有大的涵义，或者说平的就是大的。”一个“平”字，集中表现了夏先生的平民人格和他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

  四间简单粗率的平房，现在大部分用来做夏先生生平事迹的展室，也保留了部分当年的原物。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西厢夏先生卧室后面不足六平方米的小书房。朝北的窗下放着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他的译著《爱的教育》就是课余在这里翻译出来的。夏先生也有回忆这间书房的文字：“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生动地记述了他当年的工作环境和灯下著译的情况。

  《爱的教育》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原名《考莱》，意大利语是“心”的意思。夏先生以己意改为《爱的教育》，不但准确地表达了原作的精神实质，而且注入了译者针对时弊的教育革新思想。夏先生终生都在宣传“爱的教育”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有人把它叫做“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在春晖任教之时，不但在学业上对学生认真负责，诲人不倦，而且在生活上对学生关怀备至。每逢周日，他经常守候在学校大门口，叮嘱外出的学生要“早些回来，勿可吃酒”，还要加上一句：“铜钿少用些。”他在学生心田中撒下的“爱的教育”的种子，日后也开花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在平屋待的时间最长，想起先父母受教受惠于夏先生的故事，至今令人感念不已。

  “五四”运动前，夏先生是在经亨颐任校长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和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被称为倡导新文化、支持学生革命思想和行动的“四大金刚”，受到反动当局和守旧顽固分子的嫉恨。1920年，省教育局以该校学生写了《非孝》一文为由撤换经校长，“四大金刚”也先后被迫离校。

  是年秋，夏先生应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之邀赴长沙任教。当时我的父亲方壮猷正在湖南一师上学，夏先生是他的国文老师。在夏先生的影响下，他比较爱好文学，曾与一师教师冯三昧，同学刘梦苇、龚业光、王三辛等人组织飞鸟文学社，编辑出版过一期《飞鸟》文学杂志（1922年上海出版）。父亲1923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后，考上北京师范大学预料，两年后又考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导师。清华毕业后去上海，给时任淞沪商埠办公署总办的丁文江当秘书，帮助他标点《徐霞客游记》和撰写《徐霞客年谱》初稿。1927年8月，经兼任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夏丏尊先生介绍，到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当讲师，同时在复旦大学、音乐学院等校兼课。

  我的母亲张芹芬是浙江新昌人，1926年毕业于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先在浙江五师附小当教员，1927年去上海，在开明书店做校对工作，并跟随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夏丏尊先生补习日文。夏先生很喜欢这个上进的小同乡，认她为干女儿。

  我的父母就是在上海经夏先生介绍而认识的，后来又是夏先生当他们订婚的证婚人。1929年他们一起去日本留学，也得到夏先生的鼓励和支持。

  父母在以后的经历中与夏先生见面的机会虽然不多，但他们一直对先生十分尊敬，与人谈话中经常提到恩师夏丏尊先生。家里有本老版的《爱的教育》，我在小学时就读过这本书。父母对“爱的教育”思想深为服膺，并真诚地贯彻到自己的教育工作实践中去。

  父亲解放前曾在很多大学任教，其中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时间最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现年97岁高龄的马同勋教授在《怀念恩师方壮猷教授》一文中写道：“师从先生16年，我深深体会先生爱生如子、恨铁不成钢的慈悲胸怀……家在沦陷区流亡四川乐山的学生，举目无亲，生活相当艰苦。先生和师母殷切教导之外，时时关心我们的生活。每逢传统佳节，总要邀我们至方府美餐，在与师弟克强、克定和小妹克明的相聚中，享受有若天伦之乐的温馨。先生在传道授业之余，对我们的工作和前途也非常关心。”

  母亲解放后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在她执教的幼儿园中，小朋友、老师、工作人员和学生家长，都叫她“张妈妈”，而不叫“张园长”。小朋友长大了，已经是小学生、中学生了，路上见到都会喊“张妈妈”。上个世纪60年代，在湖北省政协会议上，有一位省委领导同志见到她，也亲切地叫她“张妈妈”，因为他的孩子解放初就是母亲任教的武汉市第一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她以自己的爱心和实际行动，对“妈妈的教育”做了具体生动的诠释，甚至已与她的人格结合在一起。

  从父母的人生经历和教育工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先生“爱的教育”的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经亨颐、夏丏尊等产生于本土的爱国、进步教育家，在上个世纪为教育救国、改造社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真情真爱、教书育人的教育理念，继承传统精华，体现教育本质，符合时代潮流，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