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斌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职教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纪宝成在接受某媒体专访时，直言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评析职业教育积弊，该媒体以“纪宝成：市长市委书记孩子几乎不上职业院校”为题刊发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客观而论，该文之所以受到追捧，原因不外有三：一是纪宝成特定的人物身份，多多少少沾了点位高言重的光；二是纪宝成的访谈确实击中当前职教发展的软肋和要害，说出了大家都想说而没有说、大家都已说而没有系统梳理的症结性问题；三是文章标题挑动了大众的敏感神经。

  然而，由该文标题所衍生出来的浅层推论却有待商榷。道理很简单，如果仅以“市长市委书记孩子几乎不上职业院校”，来推断“领导不重视职业教育”，立论显然很难成立。从宏观上看，这几年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与支持有目共睹，各地职业院校办学硬件的改善也都成效惊人；从微观上看，即使需要证明领导重视职教，也未必一定要以送子女就读职教来体现。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走出“请领导带头喝牛奶”、“请领导下河游泳”式的思维误区。

  客观上讲，领导子女不读职业院校本不足为怪，它只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或许能够佐证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较低，但却不能用以否认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重视。因此，透过“领导子女不读职业院校”的表象，深挖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背后的原因，似乎更具现实意义。该文引用某调查机构的数字说，近3年88%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82%，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70%；父亲、母亲为农民、工人的学生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80%。这一系列数字显示，职业教育已然成为农民、工人等弱势百姓群体的无奈选择，成为“看得见的社会阶层固化”。经过这些年的日积月累，这种固化已迅速叠加为岌岌可危的职教“堰塞湖”，严重威胁着职教的发展、教育的公平。

  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源头上系统梳理“堰塞湖”的成因，认识它的危害。

  正如该文所追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不少政府高级领导的孩子都上中专，普通百姓的孩子想要跳“龙（农）门”也优先选择中专。从制度层面看，昔日的中专不仅是比较成功的职业技能教育，而且更是出路较好的“体面”教育，因而在公开选拔的升学制度下会快速成为高分优生才能入读、争读的教育，从而步入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轨道，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眼下的中等职业教育遭遇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上大学成为人们优先的选择，而中职为了招足生，只能降考分，生源素质的普遍降低，不仅增加了教育的难度，更影响了育人质量，并进一步反损职教声誉，综合造成“进口”困难、“出口”廉价，使职业教育成为上不了“台面”的“平民教育”。对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是否有足够力度的解决措施？

  从根本上讲，职教“堰塞湖”的显性表现是职业教育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而其根源则在于职业教育在许多方面受到了不公正、歧视性的对待甚至打压。比如说，人才使用上的“非本不录”、职称晋升上的人为隔断、工资待遇按学历分等、经费支持上的体制歧视等，这些显然早为公众熟知，但却长期一直求解无门。根子何在？决策层没有痛下决心、文件指令没有物化成实际行动是根源。即便是像纪宝成会长这样“痛批”职教弊端的重量级名人，在其长期担任“司长”、“校长”的许多年里，也鲜有时间和精力关注职业教育。如今，当其在真正有时间、有条件深入了解了职业教育的现状以后，方才“深感震惊”并大声疾呼。

  笔者无意抹杀纪宝成会长“痛批”职教积弊的功劳，反而像全国所有的职教同仁一样，对其仗义执言职业教育深表钦佩。然而，令我等感到不安的是，由此想开去，究竟还有多少位高、权重、言重的国家制度设计和改革政策修订的决策者，能够对职业教育有足够的认识，进而推动一些治本性的措施出台，显然这才是疏浚职教“堰塞湖”、提升职教吸引力、促进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希望。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