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名校傍名人平常之极，老老实实即可，不要使劲过猛。

  近日一条消息让北大又成了新闻焦点：网传89岁的金庸老先生将从北大毕业，并获得博士文凭，透露消息者还煞有介事地贴出了写有金庸原名“查良镛”的博士文凭。金庸当年未经考试便进入北大读博，曾经引发过关于程序公平的争议，在学期间校园不见其声影，“翘课”似乎是常态，论文又不知何日能完成，突然冒出已获博士学位的消息，当然舆论哗然。

  日前，北京大学官方回复说，因金庸年事已高，身体趋弱，导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今年将无法拿到博士文凭，网传毕业证系按惯例预先准备，云云。

  金庸本是一个文化人，武侠小说写得风生水起，后世撰写当代中国文学史必定少不了给他一席之地，因此，读不读博士实在不是一个实质性问题。要是老人家想圆个北大博士梦，在一大堆“名誉博士”之外，拿个货真价实的文凭，也不是不近常理的事。然而，就北大教学资源的社会价值而论，却不无浪费之嫌：在那么多莘莘学子望眼欲穿进不了北大校门之际，为一位仅为个人圆梦的老人，专门制定培养计划，重点配置导师，专门安排课程进度，到底有何必要？当下，是否全国老人无论身处什么社会地位，都能享受如此待遇？中国的“终身教育事业”真的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

  按照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学校如果认可某位名人的社会贡献，给个荣誉博士，双方就都很有面子了，很少真把名人招进来，假戏真做地加以“培养”。这既是名校的矜持，也是学校的盘算。说矜持，是因为名校必须有门槛，学术标准不是任何人凭借名气就可以凌驾其上的，名校与名人可以惺惺相惜，但不能曲意逢迎。说盘算，名人本来就忙，上课多半只是“打酱油”，学校还真不能把那种浪费资源却什么结果都没有的“培养”当成真事来办。于是，学校发明了一条既不得罪人，又能傍名人挣面子的方便之道，那就是授予与学术无关的“名誉博士”。

  唯有北大体现了中国人罕见的实诚，真给了金庸研读博士的机会。但岁月不饶人，即便免试进入北大，金庸还是未能坚持学习，即便不用学习也能修满学分，因为“学校注重对博士研究生等群体个性化培养，培养方式多种多样”，金庸还是未能完成论文，让北大培养高龄名人的热情成了一场空欢喜。

  对此，北大最新的官方微博有一个说明，“金庸以85岁高龄开始攻读北大博士学位，体现了他对学术的热情，对年轻人也是激励。”意思是说，金庸读博只是一种象征行为，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有多少年轻人效仿金庸也报考了北大。听起来蛮有道理，但北大作过调查吗？自打金庸进了北大，每年考北大读博的学生增加了多少？北大学生做学问的劲头又提高了多少？反过来，金庸在北大校园里一直不见踪影，对其他博士生治学热情的打击又有几多？录取前未对老先生作全面体检，科学评估完成博士学业的可能性，进来后又未抓好进度，赶在老人体力下降之前，完成论文，更未估计到老先生只有录取，没有毕业，对北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岂非重大决策失误？老先生读博带来的名人效应能否对冲公众一次次争议给北大乃至中国教育体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知道北大现在有没有不如当初给一个“名誉博士”，以省却这许多麻烦的念头。

  名校傍名人实属平常之极，老老实实地按照国际惯例做就是，不要使劲过猛，这或许是所有中国大陆的名校以后在面对名人诱惑时，需要牢记的一条教训。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