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千头万绪，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未来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打破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挠。

  ■邹东涛 欧阳日辉

  改革没有回头箭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不少重要词汇是被反复使用的，而频率最高的则是“改革”两个字，这清楚而坚定地向世人宣示：改革没有回头箭。

  为什么改革没有回头箭？因为我们的脚下仍然坎坷不平，因为我们的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屏障。党的十八大报告用四个“依然”清晰地指出了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及工作会议上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加拿大《星岛日报》的社论指出，习近平与邓小平两代领导人所处的阶段虽然不同，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却是同样面对改革的新课题。

  改革共识已然达成，中国必将继续高举改革大旗。

  改革要敢于触动利益

  改革千头万绪，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未来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打破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挠。

  改革是利益调整的过程，自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有学者把我国既得利益者细分为7类，即强力政府部门中的部分官员、地方政府及相关官员、国企中的一些“高管”、“洋买办”、房地产开发商、大的民营企业家、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上述7类还可进一步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者、金融资本利益者、实业资本利益者、知识资本利益者。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些既得利益群体虽然常常以“改革派”的形象出现，但骨子里却是中国改革最顽固的阻力。

  既得利益群体有足够的权力资源、足够的垄断能力、影响政策制度的渗透力和决断力，通过利益形成边界获取集团利益。要想在改革上有所作为，首先必须着力破解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必须在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阶层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社会财富越增加，公平越重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三个公平”是我们党向人民群众做出的庄严承诺，必将带动全社会自我革新，使公平正义像阳光一样温暖人心。而“三个公平”的实现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即除了“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以外，还要求“所有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换言之，共同富裕不是等天上掉馅饼，而是要靠自己的劳动致富。“三个公平”与劳动致富的双向互动，可能会成为今后打破既得利益群体的实招。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视察广东时提出的“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呈现出柔中有刚，稳中求变的“习式风格”。香港《文汇报》的社论称，习近平视察广东，释放两大讯息，一是表明将坚定不移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二是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新加坡《联合早报》则指出，习近平提出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实就是要打破各种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的垄断，这种局面已经严重阻碍了改革的推进和普通百姓的上升通道。

  “利益固化”首先表现在“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一些重要的、急需制定的法律起草不出来，还有一些法律在提请审议后分歧很大，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争审批权、许可权、处罚权，实质是争本部门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再以公共决策方式来获得，而仅是来自于少数部门、组织甚至于个人，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往往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把其利益制度化的工具。其次，表现为“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一些政府官员不仅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实质性资源，而且主宰了制度安排的制度性资源，权力大小成了获利多少的工具。当前官员贪污腐败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社会流动性固化、国有企业垄断等现象都是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有关。因此，重新界定政府官员职能应该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国重大制度改革的难点。再其次，表现为“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公司化”。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民众反响最大的少数人“利益固化”表现之一，也是一块多年要解决而没有“啃下”的硬骨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之所以迟迟未推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制于垄断行业的“利益藩篱”制衡。

  “强拆”利益固化的藩篱

  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在广东视察时没有直接讲，但他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应只是“自上而下”，要“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这意味着新一轮改革将允许“自下而上”，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推动改革的正能量。

  要取得改革的突破，就必须依靠人民“强拆”利益固化的“藩篱”。利益固化的藩篱不仅会使改革受阻、经济发展失去活力，而且会严重阻碍各领域的人员横向和纵向流动，这样将导致整个社会进步失去动力。为此，必须重点考虑三项改革：加快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建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质性地突破收入分配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空间和时间上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革自己的命是很难的，法治建设在于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真正实行以宪法来治理国家。这既是体制内精英集团最容易达成的改革共识，也是遏制侵吞人民利益的官僚腐败和公权滥用及其衍生的种种社会不公的有效手段。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重点在于切实全面推行民间呼吁多年、政府要求多次的政企分开。不斩断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脐带、铲除行政性垄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想获得“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三个公平”是很难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畸形既是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根源，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障碍。但政府要扼自己的腕、断自己的后，何其难啊。

  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事关社会稳定、公平正义，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涉及很多方面的改革。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初次分配上，即如何提高工资等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增加和开征按财产和收入负担的直接税，包括开征固定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乃至移民脱籍补税，都会是这个一揽子改革方案中的必要配件。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判断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来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风向标。根据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今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是推进多项重点领域改革，就路线图和时间表而言，收入分配改革有望提速，而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工作将继续推进。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与首创精神相结合，但一味等待顶层设计则可能错过改革的良好时机。现在，地方的“微改革”风起云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能够解决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问题，基层和地方从群众怨声最大的小事做起，探索和形成经验，然后总结、梳理，形成可操作性的顶层方案。这就是经济发展宏观目标的科学制定和实践操作。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