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我当了20年教师。19岁，我中师毕业，因为留校，没有资格上讲台；21岁后，从乡村初中到城镇高中，兜了一大圈，当稳了教师，忽然“因工作需要”离开杏坛而转入边缘性的政坛。年过不惑近知天命，每每忆起这不算短的教育生涯，心中依稀生一份失落，同时存一份空空如也的负疚。虽然曾被冠以“名师”称谓，曾被评为省特级教师，但要论起有何“树人”的功德，则是茫然加惶惶然。

  二十载，从教过的学生数量说，可能也称得起“桃李满天下”了。但要让我从这“满天下”的桃李中不假思索地点出“得意门生”，竟殊为不易。这主要还是我“教”得不到位，但当年“到位”的那些优秀生今天又在哪里出类拔萃，担当“社会栋梁”呢？考上大学如同进入特种避学所，大学毕业几乎等同于失业。中学的应试教学，大学的求职教育，到头来，给了学子多少立业的资本？更遑论“立功”的底气、“立德”的大气、“立言”的灵气？化育不够以致感恩无望，怨谁呢！

  20年中，我基本上是教语文。语文属“大路货”，似乎谁都能教又谁都很难教好。我教语文大致经3个历程。开始时，因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便横冲直撞，“摸着石头过河”；后来从众，为了职称，“依着瓢儿画葫芦”，搞所谓的模式教学；再后来是积了些经验，有了些理念，便欲乘风破浪，“开窗放入大江来”。世纪之交，借新一轮课程改革东风，试图一展语文教学的诗意气象。行行复行行，回首总结，似乎每一程都行不远，行不通。“摸着石头”时，摸不到语文教学的沉稳之脉；“依着瓢儿”时，依不到语文教学的灵动之境；“开窗放入”时，推开了禁锢思维的窗，却也放倒了盛积分数的筐。课堂之惑，高考之痛，是语文负卿，还是卿负语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在“对不起”学生的情况下胜利大逃亡的。

  我敢坦率地说，今天当语文教师的功夫不在于“教养”而在于“教练”，别指望“教学相长”，只在乎“训练绩效”。如果一周不做一回“模拟”，一月不进行一次“测试”，师生准会手足无措！由此，不难理解，学校培训何以会是“教师解题赛”，教学创新何以会是“文科教学理科化”。

  我要坦诚地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清“语文”这一学科的庐山真面目。语文究竟属哪一“门”？语文应该姓什么？红学专家周汝昌老先生在一篇回忆性的短文中曾这样感叹：“一提起‘语文’，思绪就纷纷然，不易一下子理清、讲明。这是何意？是因为由‘语文’而引生的‘问题’太多了。”周老先生一生钟爱语文，造诣之高，自不待言。连这等大师级的人物都要摇头，我等常人又怎能参透本质？当然，这是遁词。玩个禅宗的把戏，也许还是可以顶上一句的：“语文就是语文。”

  我曾经人云亦云地讲解，标新立异地作答，照本宣科地演示，与时俱进地作秀，牵强附会地编制试题，似是而非地提供参考，虚张声势地开展科研，绞尽脑汁地炮制论文……如果要作一番痛彻的检查，我都不敢再面对糊我口、扬我名的“语文”了。爱之弥深，责之弥切。如同出走的游子，我时时回望着家园。真想对教材编选者进一言：课文能否再自然些、再文学些、再经典些。同时，在高考无从取代的现实背景下，真诚地对试题研制者呈上一请：现代文“阅读理解”能否题面少设机关，答案不拘“标准”？“写作”能否内容少弄玄虚，形式不拘一格？

  如果再回到语文教学现场，我想进行这几项最简单的实验：

  一是尽可能让师生共读“想读”的书。

  二是尽可能让教学应用“明明白白”的话。（且去欣赏一下胡适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扬“白话”的演说！）

  三是尽可能让学生写出“真情实感”的作文。（可别重演作家叶兆言笔下描述的“抬着棺材进考场”的荒诞剧！）

  无论古今，语文都是有情的、有境的、有用的。语文绝不会误尽苍生，天下学子也绝不会弃绝语文。关键在于不要让语文僵化了，更不要把语文教学模式化或妖魔化了。如果说思想是风，那么语文就是我们思维的呼吸，它是很自然的，很亲切，也是不可或缺的。

  行文至此，不由想起孔子当年施教的情形。“春风化雨”的教诲，“如坐春风”的感触，教育整个儿就是融融乐乐的生活，就是爱与智慧的交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教育的本源与真谛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