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纲领

    最近，云南、贵州、沈阳、上海、广州等地，一些小学生在家长要求下将各种“监听神器”带进课堂。事件被媒体大力报道，舆论反应强烈，多聚焦为“教育信任危机”问题，即家长对学校和教师不信任，仿佛家校互信已到了危险边缘。

    在一个传统上崇尚“尊师重教”的国度，教师理应得到尊重和信任；于是，当发生此类现象时，“教育信任危机”极易成为舆论抨击的理由。只是，在家校合作的大趋势下，不能只拿起“教育信任危机”的大棒向家长挥舞。

    当然，家校之间的信任危机并非不存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人口大规模快速流动，使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彼此的不安全感增加，互信风险增大。在家校合作中，家长基于与教师的情感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人际信任势必下降。在此情况下，家长的课堂“监听”行为，方法欠妥，难逃对教师及其他学生隐私的侵犯之嫌，但一旦被扣上“教育信任危机”的帽子，也易遮掩家长对新型家校关系的诉求。

    的确，从实际情况来看，课堂“监听”未必就是为了对付教师，而是出于对学校教育、课堂教学、师生关系的深层关切。正如某位上海家长所言，“这样做，是为了了解孩子在上课时是否积极发言；如果被‘坏孩子’欺负了，监听录音还可当做证据”。还有一位家长说，“让孩子佩戴监控手表，是便于自己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因此，相较于信任危机，家校合作的“制度危机”，即学校教育的信息透明和家长参与机制缺乏更值得关注。

    而这种机制的构建，并非无经验可循。当前的家校合作面临着诸如双方合作意识淡薄、形式单一、实质地位不平等之类的现实问题。但也有学校做得很好，通过家长会、家长论坛、家长开放日、家长兼课等措施让家长有效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提高了学校教育的透明度和家校的互信度。

    因此，既要强烈反对真的课堂“监听”行为，因为信任是教育的根基，又要避免将部分家长的非监听举动放大为“教育信任危机”，更要看到这类事件凸显的家校合作机制建设的紧迫性。单方面归因并批评家长，容易让家校关系更加脆弱。缓解家校信任“危机”，需建立家校教育共同体，形成有效合作沟通机制，教师则应树立崇高师德。（作者系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