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离开学习、工作十四年的北京大学，前往新加坡，致力于有机光电子学研究。世纪之交，我在事业发展快速上升期选择了回国服务，十多年来辗转于上海和江苏，供职于高等院校，并打造了一支科技创新团队，吸纳了两百余名海内外科技精英，取得了一定成果，经历的酸甜苦辣也引起良多思考。“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当前，尽管我国研发投入总量和比例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基础研究投入仅占总研发费用的5%，与美国的18%相差很大，已经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基础研究不景气，也源于多方因素的困扰，如就业前景、GDP崇拜、评价机制、浮躁功利之风等等。

    新常态下，作为源头和根本的基础研究，更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擎。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发展经验同样表明，创新驱动依赖于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正确选择。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与教科文卫体等方面代表座谈时再次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大学要从百年大计着眼，确实要有一批坐得住冷板凳的人”。这对我们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无异于鼓舞人心、稳定军心。

    当前，由于集约优化和宏观协调的缺失，科技计划“碎片化”，科研经费“撒胡椒面”，科技资源投入少、散、乱，削弱了国家在战略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上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进行重点突破的能力。因此，选择有实力、有规模的优势科研单位和创新型企业进行重点扶持、集成优势，建立科技创新能力强、产业接合度高的科研平台，打造规范化、标准化的检测评估平台，着力原始创新，攻坚关键共性技术，对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意义重大。

    笔者曾在上世纪末向国家有关部委提出“在有选择的若干领域建设5至8家国家实验室”的初步构想，希望集中力量做大事，打造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科研“国家队”。国家实验室也是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比较成熟的做法，作为国家原始创新的中流砥柱，它能够积聚力量、获得稳定支持，使科学家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开展科技创新工作。

    高校科研的主要任务是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原始创新，无力独自完成创新链条的各个环节。因此，进一步加强原始创新，同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形成整体合力，让科学家的智慧、工程师的汗水、投资家的敏锐和企业家的眼光有机融合，让人才、科技、资本、产业实现“四位一体”、“无缝对接”，才能打通创新链条，推动先进的科研成果工程化、产业化、规模化。

    创新要符合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古人云，“水深则流缓，语迟则人贵”。科学从某种程度讲是一项贵族事业，需要淡定、自信，优雅、从容。基础研究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需要稳定支持和长期积累。甚至可以说，仅仅宽容失败是不够的，更要有不计失败的文化环境。

    高等院校作为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下，更应当勇于担当重任，成为推进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和生力军。

    《周易》有曰：日新之谓盛德。《大学》中也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国故新知，创新从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而来，也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

    谨以此文贺“新知”版发刊，献给广大热爱科学和教育的中国教育报读者们！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